我的一个同班同学

    我是1965年上的山西大学历史系，称作历史系六五级。入学不久就知道，班上有两个出身不好的同学，一个是我，富农，一个是乔象鋐，地主。

    我们入学的时候，系主任是许预甲先生。文革中开会批斗许先生，最大的罪名是，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后，投奔阎锡山，抗战期间任战史室主任，少将军衔。次一等的罪名好几个，其中一个是，每年招收学生，有专人负责，而最后录取，他都要一一过目定夺，对出身不好的学生，尤其认真，总要挑选他所谓的好人家的孩子。这个好人家，在批判者那里，自然是打了引号的。

    这话让我暗暗吃惊。

    不光想到了我，也想到了我的同班同学乔象鋐。

    以身世而论，他真正是个好人家的孩子。

    这几年，在山西，无人不知姚奠中其人。无锡国学院毕业，等于是章太炎的学生，推论之下，就是鲁迅的师兄弟。山西大学教授，书法巨擘。前年过世，活了一百岁。看过姚先生的传记，方知当年奖掖资助姚先生的，正是乔象鋐的父亲乔鹤仙先生。乔老先生当年在山西，可说是一位文化名人，曾在山西大学历史系任教，解放初期是省文史馆的馆员。子女多有成才者，有个女儿，是中国社科院唐代文学专家乔象锺女士。社科院出的《中国文学史》唐代部分，就是乔象锺写的。她的夫婿，是中国有名的美学家蔡仪先生。

    再后来，看书多了，也就知道，为什么三十个学生里，有两个出身不好的。

    中国的大学招生，在对出身不好的学生的政策上，曾有过几次反复。50年代中期某一年，凡出身不好的，一律不得上大学，结果是那一年，够资格的全录取了，还招不够，只好临时抽调在职干部进入大学学习。后来教育界有“调干生”之说，那个调字就是这么来的。到了60年代前期，政策相对成熟，经过相当的政审程序，可以招收出身不好的学生了，给的比例是百分之五。历史系一个班三十个人，按比例是一个半，人没有半个，只能是两个。中文系一个班五十人，三个班，只能是有的进成三个，有的舍成两个。统筹下来，仍是百分之五。

    一年只能招两个出身不好的，怎能不让许先生挑来挑去，费尽心机。

    弄清了这一点，我心里大为感动。不能不承认，许先生这样做，多少是有点私心的。他的好人家孩子的判断，全来自他个人的经历。以象鋐而论，只要他的履历表上，填上河津乔某，许先生就会想到乔鹤仙的。

    有了这层关系，有人或许会说，你们两个在班上，定然是过从甚密的好朋友吧。

    你还是不更世事。请想想，在那个年代，两个出身不好的，怎么会过从甚密，授人以柄呢。

    但我们确实是好朋友，只是过从不密罢了。这不密，非是不理不睬，而是该怎么着就怎么着，有事了，说说话，没事的时候，绝不会锈在一起叽叽咕咕。可说是不即不离，彼此心里，都认同着对方。更多的，是象鋐对我的关照。象鋐比我大一岁，说起我，不像个哥哥，倒像个姐姐。我这个人，从来就是没心没肺又多嘴多舌，有一次，避过人，象鋐叫着我当年的名字说：“安远，你是怎么啦，人家都瞄住你了，你还故意挑逗人家，别那么爱说话嘛。”

    这是我的一个大毛病。对人从不动什么心机，什么时候，都那么糊里糊涂，天地不醒似的。有人以为我对人多么刻薄，实则我心里从来就没有对人怎么样这个念头。总觉得，同学就是同学，同事就是同事，以诚相待，操那么多心做什么。

    毕业分配的时候，最亏的要数象鋐。

    几十年后，仍得承认，不管局势怎样混乱，主持分配的机构，还是公道的。配备的名额，做到各回各地，还有富余。但是到了系里班里，就不一样了。享受特权的，是那些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出身好的，还可以争一争，事实上也没人敢歧视，出身不好的，只能是垫底了。我家在运城，分到汾西县，还不能说多坏，象鋐家在太原，太原有足够的名额，没他的份。那就回老家吧，他老家在河津，运城地区的名额并不少，轮不到我，也轮不到他，结果是去了有大骨节病的安泽县。一待就是七八年，费尽周折，才调回太原。

    我是在吕梁山里待了十五个年头，才调回太原的。一到太原，就打听象鋐，知道他在太钢中学教书，抽空儿就去了。有同学来太原，只要说想去看象鋐，我总是热情带路。

    前几年，他夫人包了附近农村一亩菜地，秋天，邀我一家去采摘，中午饭是在他家吃的，嫂夫人为我们做了河津有名的“谷垒”。炒熟的白面，拌上粉条，擦成丝的土豆，再拌上厚厚的酱渍了的肉片子，上笼屉蒸熟，吃起来嘴里流油，一点也不肥腻。

    有次见了面，说起过去的事，象鋐说，他母亲的坟，在太原的万安公墓，有次清明上坟，路过一处坟区，看到许预甲先生的墓，就分出一部分祭品，给坟前洒了酒，点了香，行礼如仪。再后来，每年清明上坟时，就备上两份祭品，先给许先生上了，再给他母亲上。

    我听了，眼里潮潮的，心里沉沉的。

    象鋐一直是中学历史老师，退休后又教了十年复习班，前几天通电话说，把这一茬学生送走，就不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