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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初夏，天津市评剧院的崔连润同志，约我把曹禺先生的话剧《雷雨》改编成戏曲，推上评剧舞台。我初闻感到有些惊讶，评剧作为北方最大的地方剧种，一向以通俗、民间、讲今说古形成了自己的风格，也拥有一部分固定的观众，那些大妈大婶们能欣赏并喜欢像《雷雨》这样的剧目吗？我心中感到疑惑。在交谈中连润却说：赵老师，我请您改编《雷雨》不是一时冲动，头脑发热，这件事我经过长久的思考。评剧要想发展，不能总是在传统戏的大衣箱里翻箱倒柜，鼓捣那几出老家当——《回杯记》、《花为媒》、《杨三姐告状》等。现在评剧的老观众越来越少，新观众不喜欢看这些老古董，必须给这个剧种注入新的内容，新的活力，一个剧种如果不能赢得青年观众的赏识，就没有未来，我请您改编《雷雨》，就是想给评剧观众搭起一座通向高雅艺术的平台。
连润的一席话使我很受感动，她是一位卓有成就的评剧表演艺术家，二度梅得主，她能有这样的深谋远虑，不但是对评剧艺术的责任担当，也是对自己的挑战。我立即承诺下来，经过几次交谈，我们在三个方面达成了共识。一是在人物排列上以蘩漪为主，这也符合曹禺的原意；二是改编充分戏曲化，不能搞成话剧加唱；三是在审美取向上要雅俗共赏。有了这三个目标，我们便开始了艰难地长途跋涉。
把曹禺先生的经典名著搬上评剧舞台，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其难度之大，困惑之多，是难以想象的。说它难，是因为话剧原著有八万字，八个人物，人人有戏，他们围绕着蘩漪与周萍、周萍与四凤、四凤与周冲的爱情纠葛，盘根错节，相互撕夺。而且事件多，情节密度大，戏剧冲突非常饱满，几乎没有空灵和间歇。这对于话剧是优势，而对于戏曲则是大忌。为了做到“戏曲化”，我必须删减人物和事件，于是第一稿删去了鲁大海，第二稿删去周冲，第三稿删去鲁贵，连删三员，戏倒是干净了，篇幅也减下来了，但没有趣味了，因为全剧只有鲁贵具有喜剧色彩，他可以跑上跑下，窥人隐私，吆五呵六，全知全能，甚至一脚戏里，一脚戏外，揶揄周府，调侃世情，他的身份有点儿像西方歌剧中的“小丑”，实在是不可或缺的人物。所以定稿时又把他恢复了。
删减人物和事件，还只是量的变化，最困难的是要完成审美机制的转化，就是要把原著散文式的台词转化为诗化的唱段。这绝不意味着只是加几句唱，装几个腔，而是要按照戏曲艺术唱、做、念、舞的审美特点，彻底摆脱话剧原著的语境，打碎重来，依据新的情节安排和人物需要，组成一个诗化的艺术天地——实现质的变化。
在改编中，我首先想到了“花园”和“河边”的两场戏，这是话剧原著所没有的。在这两场戏里我充分展现了周萍与四凤的相爱，周萍与蘩漪的相恨，如在花园一场戏里，当周萍为了摆脱与蘩漪的尴尬关系，说出最绝情的几句话时，蘩漪认为前情已了，妒火中烧，激起了最强烈的心底波澜，她唱道：“十八年的苦水我吞够，十八年的噩梦几时休？十八年冰雪摧折伤蒲柳，十八年等死漫漫长夜无尽头”。不但发挥了戏曲的优势，也对蘩漪的性格做了大胆的突破。
蘩漪是曹禺最钟情的一个人物，他说：“《雷雨》里的八个人物，我最早想出的，并且也较觉真切的是周蘩漪……我喜欢蘩漪这样的女人，包括她抛弃了神圣的母亲的天职”。从这一段话里，不难看出作者对蘩漪的真情实感。为了充分表达原作的意图，我在改编本中大力张扬了人性和人道主义精神。
其次，是周朴园与鲁侍萍的关系。这是《雷雨》中一段更深层、更具吸引力的感情纠葛。过去囿于“阶级论”的片面理解，往往强调周朴园的始乱终弃，缺乏深层次的挖掘。曹禺有丰富的舞台实践经验，他自己就扮演过周朴园，1956年我访问他，在谈到周朴园时，他说：“演这个人物要注意把握分寸，他有暴戾，也有温情，不要一上来就把他演成两面派，伪君子，或者像封建暴君那样的人物，那样一来戏就不好发展了。比如他对鲁侍萍的怀念，不完全是装出来做给别人看的，他对她很可能有过真感情，真爱过她，侍萍也许是他这一生中唯一爱过的女人”。根据曹禺的原意，“重逢”这段戏，不能一见面就剑拔弩张，应该展现他们的感情世界，三十年前的往事一齐涌上心头，顾今思往，恩怨情仇，奔流眼底，两个人的内心，都有巨大跌宕，在这里我为周朴园写了凝重的抒情唱段，沟通心曲：
侍萍你来看——
（唱）这家具一件件南北辗转，
亲手搬亲自摆一如从前。
留梅厅三字匾为你题签，
挂门楣似见你形影流连。
这玉照记下你当年娇艳，
置案头常抚摸盼你回还。
我非是铁石人无情无念，
周朴园绝不是负心儿男。
至于以后他给鲁侍萍开支票想把他们打发走，固然暴露了他的阶级属性，但仔细推敲，在那个时代，那种情况下，也只有给他一些钱才能改变鲁侍萍的悲惨处境。所以重逢这段戏是《雷雨》的“必需场面”，不论原作、改编都下了很大的工夫，大家从周朴园的唱词中，可以理解改编者的苦心。
现在天津评剧院新排《雷雨》与观众见面了，这对于评剧观众的审美心理，应是一次有益的探索。希望曹禺先生八十年前的这部杰作，再次经受广大观众的鉴赏和品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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