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火录》“曲高和众”的启示

    关于《播火录——科学发现的人文启示》我有三点看法。第一，它的成功不仅是收视率多的成功。这个由北京出版集团出品、武汉电视台“科技之光”栏目组制作、中国科协科普部和北京市科委支持的科普电视系列片，初步计划是25集，现在完成了第一季10集。《播火录》现在收视率高表明它的影响面大，这当然是它成功的一个方面。不过还需要看观众的成分。我在网络上下载了几集后，在一个由北大、科大和科学院力学所的一些退休学者的沙龙里播放，并且做了介绍，反映很好，其中有院士，也有几十年教学的退休教授。这说明它的观众中大量是知识分子。他们看过后会对教学和研究、会对他们接触的人群产生影响。另外，我在博客上写过一篇评论文章《换一个角度看科学史》被中科院科技史研究所的学术杂志《科学文化评论》看中了，即将发表。这表示，这个视频片不仅有科普价值，也有学术价值。它会对科技史的研究有所启示。因此可以说这部视频片取得了多方面的成功。

    之所以成功，是这个团队对科普和科学文化有独特的追求。

    我是一个科普爱好者。几十年来，我浏览过国内外出版的大量科普出版物、科普视频片，在我的印象中，赵致真先生为首的这支团队，是国内唯一的一支真正以科普为事业，而且有能力、有水平的一支力量。他们的《科技与奥运》《世博会的科学传奇》都具有极高的科学水平和欣赏价值。

    世界上影视界有各种各样的奖励。我想《播火录》应当当之无愧的获得中国的“奥斯卡”奖、“戛纳”奖或别的什么奖。赵致真就凭这三部作品就能够毫无愧色地获终身成就奖，现在国家科学奖中列入了优秀科普著作的奖项。我想，《播火录》可以毫无愧色地获选。

    第二、关于文化工作者的责任。我们，不管是从事教学的、从事文学创作的，从事影视制作的，还是从事出版发行工作的。我们都对国家和民族承担着无比深重的责任。回想五四时代的那一代文化工作者和知识分子，他们提出科学、民主的口号。文化的责任是引领整个民族前进的方向。文化产品不仅要普及点什么而且要使群众提高点什么。那时候，无论是教学、出版物、电影、话剧、歌曲都担负着引领人民大众争取民主、接受和学习科学的方向。所以那时的许多文化产品，流传到现在，快一百年了仍然有现实意义。

    现在，环顾我们的文化产品，有一种感觉，文化界不是引领人们前进而是跟着大众兴趣的屁股跑。跟随一股复古热，前些年媒体上充斥了辫子戏。现在老百姓要讲究吃了，于是就有大量的“舌尖”书和电视问世。老百姓要旅游了，于是又有“爸爸去哪儿了”和花300亿打造的新“圆明园”。有些东西不是说不需要，而是当文化界的主流是这些的时候，我们就会失去方向。这些产品在热闹一时之后，不久就会被淡忘，对社会留不下多少永恒的印象。我们每年生产大约一万集电视剧，每年生产大约八千本小说，能够出版的是两千本，有多少能够流传下去的呢？我想这是一个所谓媚俗的方向性的问题。《播火录》，是坚持科学民主主流文化，提高受众、引领受众这一方向上的优秀作品。就是过多少年之后你再看，还是会受到启发的。

    我们国家还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我们的科学技术水平还很落后，特别是，我们民间迷信、愚昧和落后还很严重。我们更不要忘记，鸦片战争之后，我们屈辱于列强的历史，就是大刀长矛屈辱于洋枪洋炮的历史，也就是愚昧落后屈辱于现代科学文明的历史。所以普及科学知识和提高我们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仍然是我们文化工作者严重的社会责任之一。这也算是几句“盛世危言”吧。

    我们平常说，曲高和寡，是说，水平高了，影响面就小了，于是一些人为了“和众”就要“曲低”，也就是为了所谓的收视率、印刷发行量和经济效益，就要以媚俗的产品讨好大众，致使大量的低俗文化产品流传。但是《播火录》不同，他不但水平高，而且和者也多，它是“曲高和众”的产品。我们说“曲低和众”和“曲高和寡”都是容易的，这是一般规律。但要“曲高和众”这不是一般的功底能够做到的。这是这个团队几十年合作，不断学习、磨练才能够达到的一种境界。

    第三、队伍问题。一直我产生疑问的是，赵致真他们这个团队，是经过几十年考验的一支有水平、成绩卓著的团队，它又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形成的。但是当赵致真退休以后，这支团队不要说不能正常成长扩大，连维持也会成问题。这说明我们的评价体系和体制出了问题。刘翔一次跑了一个12秒88，打破世界纪录，尽管已经知道他以后注定不可能跑出更好的成绩，他退出比赛后会有很好的安排，为他曾经取得的成绩和贡献我们会尊重他一辈子。赵致真的团队为科技和影视界、文化界做了这许多工作，对发展我国的科学技术、传播知识可谓功德无量，如果有更好的条件还会有更丰厚的业绩来回报，但却没有一个单位出力，让这个团队继续发扬他们的风格，把他们的品格、知识和才能传承下去。这说明我们产生优秀影视团队的体制还没有形成，在产生优秀团队的体制没有形成之前，我们自然呼吁能够识货的伯乐出现。

    这个问题是著名的“钱学森之问”的另一种形式。这就是问题的症结所在。不仅在影视界是这样，在教育界、科学技术界也大致是这样。

    我以前也说过，真正的难得的人才不是领导抓出来的，而是在好的体制和环境之下冒出来的。科学史告诉我们，像爱因斯坦、牛顿许许多多大师都是冒出来的，不是领导抓出来的。在好的体制没有形成之前，我们希望在影视界和出版界能够出现敢于革新的伯乐，在现有体制下，突破一个缺口，珍视几十年冒出来的这支影视界的精英团队。能够精心呵护它，给它创造条件，但愿这个团队不要随着时光的流逝作鸟兽散，而能够发出更灿烂的光和热。更希望有更多的这样的团队涌现。这也许是看完《播火录》之后我们真正应当思考的最为沉重的话题。

    （《播火录》即将由北京出版集团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