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季鸾的“朋友圈”

    《悦读》41卷目录

    “二十一世纪”三十年风云录    

                                                胡平

    一时的文学与永恒的文学

    —如何评价《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李建军

    创办周刊的回忆          潘振平

    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       何倩

    送别严秀              陈四益

    张季鸾：大变动时代的报人典范  傅国涌

    在板门店             茅建海

    自由引导人民           萧文泉

    一个人的诞生           汪家明

    苏联的最后一天              康纳·奥克莱利

    保护长江生态的最后底线        杨欣

    粟裕漫长的申诉之路        张雄文

    想到张季鸾，我竟然同时想到了大胡子的爱因斯坦，这个念头貌似很荒谬，但是也不全然荒谬。一九二二年爱因斯坦一生中唯一一次来到中国，他们曾在上海同桌吃过饭。一九三○年，爱因斯坦写过一篇文章《我的世界观》，我最喜欢其中的一句话：“在人生的丰富多彩的表演中，真正可贵的不是政治上的国家，而是有创造力的、有情感的个人，是人格。”

    我想这句话可以用来评价张季鸾，他就是一个具有创造性的、有情感的个人。

    张季鸾很不幸，他生在了一个战乱连绵、动荡不安的时代。张季鸾又很幸运，他生在了一个个人还可以成为有尊严的个人的时代。所以他作为一个普通的记者，一个普通的报人，竟然可以凭着他手中的一支笔，影响一个时代。不仅影响了中国的新闻史，更重要的是，影响中国二十世纪前半叶的历史。

    某种意义上说，二十世纪中国的历史大致上是由三代人书写的，即（一八）八○后、（一八）九○后和（一九）○○后。八○后的代表是宋教仁、鲁迅、蒋介石、张季鸾。九○后的代表是一八九一年生的胡适之，一八九三年生的毛泽东，还有晏阳初、陶行知等都是九○后，二十世纪的思想史、政治史大致上是他们这些人书写的。○○后的代表人物是一九○四年生的邓小平、一九一○年生的蒋经国，他们深刻影响了二十世纪后半叶的海峡两岸，一直到今天。

    八○后的张季鸾，在二十世纪前半叶的中国，一九二六年到一九四一年他主持《大公报》笔政的这十五年间，尤其是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到他去世，中国报纸获得迄今为止最高的国际荣誉——密苏里新闻学院的奖章。这十年，是真正意义上的张季鸾时代，张季鸾生逢其时，死得其所。他死后举国哀荣，超过同时代所有死去的人。国共两党、举国新闻界、知识界一致表示哀悼。

    在张季鸾身上包含了太多值得我们回望的因素，我想用三个字来概括他一生的作为：

    第一个字是“容”，有容乃大的“容”，不仅《大公报》在他掌笔政的十五年中，能包容各种各样有才华的年轻人，包括王芸生、徐铸成、萧乾，乃至左派的范长江、杨刚，还有很多在新闻史上留下名字的人物。这些其他的报纸也能做到，他的有容乃大，更重要的在于与外部的合作，《大公报》在那个时代，做到了一件事，他和中国当时非常重要的几个知识分子圈子有极好的合作关系：

    第一个是胡适所代表的北大、清华教授圈子，一九三四年元旦开始，《大公报》推出的“星期论文”就是他和胡适圈子的合作。“星期论文”最开始约了胡适、傅斯年、蒋廷黻等八个撰稿人，后来扩大到两百多个作者，以胡适圈子为核心，基本上代表了那个时代中国学术界的自由主义这一脉络的精华。

    第二个合作关系从一九二八年开始，是跟天津南开大学经济学院的经济学家何廉、方显廷等人的合作。南开经济学院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是最好的经济学院，方显廷和何廉做了大量的第一手经济调查，把当时中国的工业和手工业情况进行了摸底，他们把所得到的学术成果用通俗的表格和文字形式陆续在《大公报》上发布，对中国的影响是难以估量的，他们的团队一直和《大公报》合作到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大公报》重心南移，天津《大公报》停刊。《大公报》先后办过《经济研究周刊》《经济周刊》《统计周刊》，都是和这个经济学圈子的合作。

    第三个是定县的乡村建设圈子，晏阳初所代表的一批从哈佛、耶鲁、哥伦比亚等大学留学回来拿到过经济学、社会学、教育学、哲学、戏剧等博士学位的人，他们放弃在城市工作的机会，在定县进行乡村建设，出了很多成果，不仅是学术成果，直接在乡村建设和平民教育上有很大贡献。定县乡村建设是一九二六年开始的，两年后，乡村建设的实验刚刚有一点起色，张季鸾们就注意到了晏阳初们所做的大事。第一个被派到定县采访的是徐铸成，《大公报》为此给他开辟了一个连载的版面，连载徐铸成发回来的详细通讯，并且配发了《大公报》另一位掌门人胡政之写的社评，对于定县的实验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认为定县不是做戏，不是精英表演给乡亲们看，而是精英真正生活在乡村中，与乡亲们融为一体，这是中国从来没有过的。《大公报》的报道开启了与晏阳初这一圈子合作的基础，在未来的时间当中，后来他们又继续跟进报道，还一起合作创办了《乡村建设》周刊。

    第四个圈子，他们于一九二七年就开始与学衡派的代表吴宓有良好合作。一九二八年元旦，《大公报》开辟了文学副刊，由吴宓在北京组稿。吴宓只写文言文，长于古体诗，反对白话文，代表中国文学的旧派，同时又是哈佛高才生，中西兼通，用西方哲学和文论概念来研究中国的《红楼梦》和古典诗词，也是别出心裁。如果说张季鸾和吴宓的合作是因为他们都是陕西人，都是陕西旧学的书院里出来的，这还可以理解。但是白话文写得不大好的张季鸾，同样能够接纳白话文写得最好的沈从文。

    第五个圈子，即以沈从文为代表的新文学圈子。一九三○年代，张季鸾结束与吴宓的合作，开始与以沈从文为代表的新文学派别的良好合作。以后中国文学史上很多重要的文学作品都是首先发在《大公报》或其附属刊物《国闻周报》上，包括传世之作《边城》也首发于《国闻周报》。现代文学史上许多重要作家的作品都是通过沈从文的手在《大公报》文艺副刊上首发的。

    《大公报》的副刊发掘了文学史上一位又一位的作家。一家报纸的掌舵人，有这样的胸怀，能够与社会上方方面面的知识分子圈子有那么深的关系，有那么良好的合作，这是很难的。中国人向来都不擅长于合作，但张季鸾超越了这样的民族性格，在他掌握《大公报》的时期中，他有足够的包容和胸襟与各方面的知识分子合作。

    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他是留日出身的，《大公报》的几个重要人物都是留学日本，胡适的知识分子圈子是留美、留英的。以往有一种观点认为，留学欧美与留日的学生是天敌。北大教授当中，留日回来的是浙江人多，留学英美回来的是安徽籍的人居多，所以留学英美回来的与留日回来的人，又被看作是皖籍与浙籍的地缘、地域之争。以我看来，这不是留学地点之争，也不是地缘之争，而是意气之争。一个留日背景的学生，可以与留美回来的晏阳初们，可以与没怎样上过学的沈从文们，都可以合作得很好。这太令人意外了，我一直没看懂，不大明白凭什么他有这样一种有容乃大的气度。我大致猜想：张季鸾比较文人气，他是把自己看作文人的。张季鸾身上有一个“容”字，这在中国的土地上特别难得。

    第二个字，我觉得他身上有一个“诚”字，诚实的诚、诚恳的诚，无论做人处世还是写文章，他都充满诚意，诚实地面对自己，诚实地面对现实，诚实地面对他所处的那个时代。他的笔下句句都是真话、句句都是实话，因为他句句出自真诚，句句都发自肺腑，哪怕是别人不喜欢听的他也要说。如果说，一个报人要说一些当权者不喜欢的话，我们可以理解，这叫有风骨、有肩膀，可以获得掌声,虽然这样做的人也不多，其中有的人这样做就被杀了，“萍水相逢百日间”，邵飘萍、林白水在一九二六年都被杀了，史量才一九三四年也被暗杀了。但是，一个人要说得罪大众的话，得罪很多读者的话，这是最不容易的，但是张季鸾敢干，而且干得最多的就是这件事，得罪大众。

    一九二六年九月一日张季鸾提出的“四不”方针中最重要的一个“不”，并不是“不党”，也不是“不私”、“不卖”，而是“不盲”。“不盲”中最重要的就是不盲从于大众的舆论。看上去张季鸾真的是生不逢时，生在了“九一八”以后的中国，但是他又生当其时，生在“九一八”之后的中国。“九一八”，距离他生命的终点还有十年，这正是他一生当中的黄金时代，这十年给他提供了空前绝后的发挥空间。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他是留日学生，他懂日语，他深知日本的国情，深通日本的国民性，能把握日本人的心理，他的话句句能摸着日本的心思。所以，“九一八”之后的中国，《大公报》是挨骂的，《大公报》不知道挨了几次炸弹，有记载的是五到六次，其中三到四次是中国人扔的炸弹，要让《大公报》、张季鸾吃炸弹，有一次是直接寄了一个邮包给张季鸾个人，他没有拆，那里面就是炸弹。因为他们不主张马上抗日，他们并不反对抗日，但不主张立即抗日。他认为中国现在抗日就是死路一条，立马就是亡国灭种。在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三七年六年间，《大公报》的言论始终跟很多报纸、跟整个公众的呼声是拉开距离的。这个过程中《大公报》不知道受了多少的唾沫，张季鸾并不受大众的待见。但是，他跟胡适他们是相通的：都认为中国今天还没有能力跟日本开战，希望能够拖延时间，让中国的国力、交通、兵器工业都能够得到一定的预备，时候到了再跟日本有一战。选择这样一个立场，在当时中国就要得罪大众，就是不盲从大众，大众就要给你各种各样压力，但是他们对日本从来没有小看过，他们始终把日本看作当时中国最大的敌人。

    我们都知道《大公报》在“九一八”事变之后破天荒地开过一次编辑会议，做出一个最高决策，被称作“明耻教战”。“明耻”是要办一个专栏：“六十年来日本与中国”，让王芸生去编一八七一年以后的史料。“教战”即是请当时中国最有名的军事学家蒋百里来办一个军事周刊，向国民普及军事常识。“明耻教战”是《大公报》的决策，它是要抗日，但不是现在，而是将来。他们的决策正好与蒋介石的决定不谋而合。蒋介石也是留日的，是在辛亥革命之前留学日本的学生，他们对日本的认识要远高于当时中国的一般大众，也远高于很多对日本没有认识的知识分子。这就是《大公报》的厉害，一个人可以这样影响一个时代，一个报人可以这样影响一个时代。所以他曾私下说：“一个记者就像是一个政治家。”他亲口对徐铸成说，做一个记者跟做一个政治家是一样重要，有的时候可以影响国事。他这么看也是这么做，所以充满了自信，不仅充满了知识上的自信，也充满了道德上的自信，更加充满了职业的自信。

    张季鸾不是做教育的，但是他做报纸也可以做到这种程度。报纸不是包子，包子只能满足我们肚子的需要，满足不了我们精神的需要。但是报纸不仅可以满足我们物质的需要，它在物质上可以用来包花生米（张季鸾说，他写的文章上午还有人看，下午就可以包花生米），而且可以满足我们精神上的需要，可以来武装我们的头脑，让我们去应对各种的艰难、挑战。我说张季鸾作为一个报人对于自己的职业有自信，事实上他在《大公报》的十五年和他办《大公报》前的十五年，他一生三十年的报业生涯充分体现了，他呈现出来的就是一个“诚”字，诚实地面对，一个人只要诚实地面对自己，诚实地面对别人，诚实地面对世界，他就有尊严。

    张季鸾的第三个字是“勇”，他有容，有诚，都是需要有勇气的，需要有所失去，并不是得到。这样的勇气在我看来，无非是三个方面的勇气，第一是不盲从大众的勇气，这是最大的勇气；第二是承担责任的勇气，无论选择什么，你自己和所在的报纸都是需要承担责任的；第三是直面现实的勇气，无论遇到什么样的事，你都要挑起来，都要面对。

    日本人打过来，“九一八”发生了，要面对，不能闭着眼说日本人没打过来。卢沟桥打起来了，也不能说还是“九一八”的那个状态，所以“七七”之后，《大公报》的选择是全力抗战、焦土抗战。所以，他在《大公报》汉口版写了几篇影响中国至深的社评，比如《最低调的和战论》《置之死地而后生》等，那都是当时应对现实的需要写下来的。

    所以，我们看到，张季鸾在他的一生中，如果论文章，他未必是完美的，未必是无懈可击的。但他确实做到了用他的文章去影响他的时代，他是有诚意的，有勇气的，所有的一切取决于他的责任意识，需要有表达的技术，更需要有一颗谦卑的心。

    （本文作者傅国涌，摘自《阅读MOOK》第41期，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2015年5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