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爷爷宋春舫是我国清末民初引介西方戏剧及理论的先驱、藏书大家，父亲宋淇是活跃在抗战时期上海和1949年后香港的文艺评论家、翻译家，母亲邝文美亦是作家、翻译家……除却这样的家世背景，宋以朗的学业、职业都与文学没什么交集，直到他的父母先后辞世，将好友张爱玲的遗物特别是书信、文稿交付与他处理，他成了张爱玲文学遗产执行人。2009年，宋以朗促成在大陆、香港和台湾分别出版张爱玲长篇小说遗作《小团圆》引起强烈反响和争议。随着《易经》、《雷峰塔》等张爱玲作品陆续问世，他越来越多地介入到文学出版、作家生平研究中。
宋淇一生交游广阔，文学视野与见地不俗，与钱锺书、杨绛、傅雷等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大人物”颇多交往，保持着多年书信联系。宋以朗在整理、出版张爱玲作品过程中，也翻阅了父亲与其他文学前辈的书信，这些书信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无疑有着极为重要的价值，那些老友间鱼雁往返的文字或交流创作心得或畅谈文学观点，也有具体的经历、见闻等生活层面的信息传递，且不乏内心的五味杂陈，精神世界的起伏，诸多内容对于修正文学评论界、读者间对这些文学人物的某些谬传别具助益。
应《南方都市报》之邀，宋以朗以父亲宋淇与多位文化名人朋友的书信为线索，加上宋以朗本人的记忆，父母亲友说给他的往事，连同坊间可见的相关文献、出版物，在将近两年的时间内陆续以专栏形式发表了42期文章，在此基础上结集而成《宋家客厅》一书。书中记述了宋春舫、宋淇邝文美夫妇等宋家先辈成长、求学直至有所建树的人生经历，更重点写及钱锺书、傅雷、吴兴华和张爱玲四位在中国现代文化、文学界极为重要又命运各异的人物。书中内容有着详尽的出处，叙事冷静而流畅，兼有家族史和文学史、传记、作品分析等层面的意义。
虽然宋以朗一再表示自己是文学的门外汉，但自小耳濡目染，加上这些年投身张爱玲作品出版和数量庞大的家藏书信手稿的整理研究中，他谈起相关话题还是很有底气的。接受本报记者采访过程中，说到他的一些做法被曲解，关于张爱玲后半生经历与作品写作背景的被误读，谈吐收敛斯文的他几度无奈苦笑。只有从外套口袋里掏出傅雷、张爱玲的亲笔信向记者展示时，庄重和认真才一下子回到他脸上。公开这些书信，进而写出父辈所在的那个文化繁盛、大家迭出、惺惺相惜的大时代，就如他在书中所言，“我的父母和他们已逝的朋友们，也应该已在彼岸重逢，那里有一个永恒的派对”。
读书报：你是学统计学出身，工作也与文学无关，因为父母受张爱玲之托处理其遗物及作品出版事宜，父母过世后你以张爱玲文学遗产执行人的身份“无心插柳”地涉足文学出版、文学史研究领域。在《宋家客厅》这本书里，对钱锺书、傅雷等人的书信整理，对张爱玲作品写作线索发掘，都透着严谨和理性，这也得益于你的专业吧？
宋以朗：这个我也不好区分。我做过统计学，就想试试用这样的方式写这本书，为什么不呢？我读的是理科，如果你问我《小团圆》写得好不好，我不懂的。我可以回答的是，我喜欢《小团圆》。
读书报：《宋家客厅》重点写到钱锺书、傅雷、张爱玲几个人物，你手头关于这些人的资料会令很多专业文学研究者羡慕不已。在写作这本书的过程中，毕竟涉及私人内容，你如何把握运用资料的分寸？
宋以朗：这些信件中也不见得有那么多的私人内容。书中最主要写到了我爸爸的四个朋友，当然爸爸和其他人也有很多书信往来，他们也是文学界的知名人物，比如白先勇、夏志清。可是我看过那些书信后，觉得他们其实不能算是我爸爸的朋友，那些信中说的多是公事，内容没有什么看头。反而是《宋家客厅》中的钱锺书、傅雷、吴兴华和张爱玲，在信里跟我爸爸不止有文学上的交流。
张爱玲和我爸爸的关系其实有些奇怪。她跟我爸爸未必是朋友，爸爸是她的文学代理人，处理她的文学出版业务。我妈妈是张爱玲的好朋友，但不会去处理她的文学业务。刚刚好，我的爸爸和妈妈，一个是她的代理人，一个是好朋友。傅雷和我爸爸的那些通信没有太多文学上的讨论，傅雷的专业是法国文学翻译，我爸爸的法文应该不怎么好，而且傅雷对自己的译作非常有信心，不大需要听其他人的评价。可是，看过这些书信，尤其是他写给我叔父宋希的这一封信，我是带在身上的（注：宋以朗掏出傅雷亲笔信给记者看），令我感动的是傅雷为宋家做了那么多事。
说到钱锺书呢，当初我也没想到会在书中写到他。2011年的香港书展计划中要做个钱锺书书信手稿展。可是后来由于一些原因，那些展品没有办法在香港出现。书展主办方对这个活动的宣传已经发出去，怎么办？是不是可以展出一些复印件？后来，作家马家辉跟书展方说，你们可以去找宋以朗，他手里有一些钱锺书的书信手稿。结果那年香港书展展出的钱锺书书信手稿是我提供的。他们邀请我去做了讲座，这本书里关于钱锺书的那篇文章就是从那里来的。我觉得钱锺书跟其他和我爸爸通信的人不同的是，他和爸爸的通信不太涉及公事，真地就是朋友间的聊天，开开玩笑，说说文坛笑话。
吴兴华的情况是，爸爸从来没有跟我提过这个名字。或者是我那时太小，爸爸跟我提过这个朋友，我也没有记忆了，1966年吴兴华去世，我也才十几岁。爸爸没有跟我说，是很多年后我才知道。后来，有朋友问我有没有吴兴华的书信，再后来，我整理张爱玲的资料，发现家中还有吴兴华的信，就开始想要了解这个人。当时外面关于吴兴华的资料只有两篇文章，一篇是他的女儿吴同的回忆文章，另一篇是吴兴华的同学的爱人写的纪念文章。我家中有三本手抄的诗集，其中有些诗有红色标注。我查大陆出版的《吴兴华全集》，发觉原来标注的是我爸爸用不同办法替他发表的诗歌，有些用笔名发表，梁文星、邝文德，可是发表后的影响未必那么好，因为没有人知道这两个名字。所以我爸爸也将吴兴华的诗用“林以亮”的笔名发表，这个笔名的影响力还高一点。
现在宋家和吴家在重做吴兴华的全集。吴兴华写给我爸爸的信有六十多封，那些不是说说今天我去哪里，见了什么人那样的普通通信，而是谈了吴兴华对文学的看法，这些观点需要有个人听，给他一些反应。
读书报：书中除了写到你父母之外，对于其他人物更多是写他们的求学经历、治学经历和作品的出版等等，少有提及个人生活或者情感世界，为什么？
宋以朗：怎么说呢，我爸爸跟钱锺书和傅雷是不会在信里交流这些东西的，关于吴兴华，读者倒是可以看看我写他的最后那部分，182页的最后一段，写到了吴兴华和我父亲的友情。至于张爱玲，关于她的情感的文字其实是在《张爱玲私语录》中，在《宋家客厅》中不需要再从头来写。
读书报：这本书中关于张爱玲的篇幅超过三分之一。自你经手张爱玲文学遗产的整理和出版后最为轰动的就是《小团圆》的出版，可是你在书中并没有太多笔墨写到这个，张爱玲研究专家陈子善在为这本书所写序言中认为，“大概限于篇幅和已另行撰文的原因，《宋家客厅》并未再讨论引起轰动的长篇《小团圆》”。
宋以朗：2009年《小团圆》出版时，我写了一篇前言，里面没有我对这部作品的意见和评价，只是跟读者说说它写作的过程，因为我不想引导读者的看法。1975、1976年，张爱玲写信给我爸爸，谈到了她写《小团圆》的情况。我能提供给读者的信息就这么多，至于读者从中得出什么结论，事实就在那里摆着。那是我第一次做出版的事情，没有想过会产生那么大的反应，好像其他作家的遗作出版没有引发那么大的反响啊。出版《小团圆》应不应该，我觉得没什么可以说的了。读者的反应有三种，一种是不买不评论，一种是关心书中的所谓八卦，还有一种是买了认真去读，有些思考。既然怎么做都有批评说我是错的，不如把它拿出来。这种想法其实是统计学里面的，哈哈。
读书报：关于这本书的问世，你的一个出发点是利用手头与几位作家有关的书信资料，修正一些坊间流传的与此相关的“流言”。比如，书中罗列了这些年不少版本中对于“张爱玲之死”的描述，宋明炜的、于青的、白落梅的，等等。这些描写与亲历现场的张爱玲遗嘱执行人林式同的记述相比，夸张、演绎、荒诞。你觉得这些年你做的这些努力是否能令世人对这些前辈的评判更加公允？
宋以朗：现在对书中提到的几个人的评价情况是不同的。对于钱锺书和傅雷这样的作家来说，不需要我来公布什么去推动对他们的评价，人们对他们很熟悉。反而是吴兴华，现在没什么人知道他，更需要我做些事情。我在书中对吴兴华的经历和作品的介绍，也许我爸爸活着的时候没那么在乎，但如果他看到我通过这些文章让大家知道吴兴华，我想爸爸也会满意的吧。
从前，人家都说张爱玲不就是个普通的鸳鸯蝴蝶派作家嘛，没有什么大不了。（上世纪）60年代左右，夏志清要写《中国现代小说史》，我爸爸寄给他张爱玲的《传奇》和《流言》，还有钱锺书的《围城》，他看到了，结果这两个人成为那本书中地位特别重要的作家。夏志清的哥哥夏济安是在台湾有很大影响力的评论家，他的推介让六十年代的很多读文学专业的台湾大学生成为张迷，比如白先勇啊，陈若曦啊。
读书报：在这本书的尾声，你提到了张爱玲和你的父母那九十万字的通信全集，这给了读者一个很大的期待。
宋以朗：可能是吧。不过那些书信的内容可能没有这本书中写到关于张爱玲的部分那么精彩，这些书信完成了文字输入工作，但还有很多其他的事情要处理，我都不知道这九十万字要多少时间才能整理完。我手中的张爱玲作品已经出版得差不多了，小说是没有了，还有一篇张爱玲在美国一家大学里的演讲词，那其实也不算很精彩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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