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的价值偏好及其普世意义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这是伟大思想家朱熹的一句诗，生动地描述了源与流的关系。将之用来比喻当下的文化建设或者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是十分贴切的。一个时期的核心价值的提炼和建设，如果不是建立在民族文化的源头活水基础上，那么这种价值观多半会成为空中楼阁而难以获得凝聚人心、教化民众的社会效果。

    当代中国的核心价值观的建设艰巨而困难，这是基于复杂的历史和现实原因：当代中国是五千年中华文化的自然继承者，但要正确面对、接受甚至融合西方文明的优秀成果，更需要创造性地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相结合。所以，如何处理中国文化和外来文明之间的关系，如何对待传统和现代的断裂和延续，是构建现阶段中国社会核心价值的关键。

    但是在这些复杂的问题面前，了解认识、创造转化固有的文化传统是最为基础性的工作。文化发展和价值凝聚不可能在一片空白的基础上进行，必然是在已有的文化基础之上的接受、转化并创造。习近平同志提出，对于中国传统文化要根据时代需要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要做到这两点，其前提是要对中华文明有深刻的体察。

    作为当代中华文明和中国思想研究领域最具代表性的学者，陈来教授的新作《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一书，收录了近几年来他在美国、韩国和国内各地所作的以传统价值为主题的演讲记录，读完之后，最深刻的感受是，这本著作是现实性和理论性兼具的力作，充分体现了作者对传统价值与中国社会现实关系的深入而富有创造性的思考。

    在这本书中，陈来教授通过对思维方式、价值观念、文化连续等核心问题的思考来展开他的强大论说逻辑。他通过对中国人关于宇宙和世界的独特认识，来理解中华文明价值观的哲学基础，他指出价值观和宇宙观之间是相互联系的。“在古代思想中可以明显看到，一定的宇宙观倾向于一定的价值观，或者一定的宇宙观基于一定的价值观，二者往往是相互联系的。关联性的宇宙观和关联性的价值观正是这样的关系。”（32页）在此基础上，陈来教授既旁征博引又高屋建瓴地从六个方面来概括中华文明的基本思维方式：（1）关联宇宙。把世界上的事物看做是关联性的存在；（2）一气充塞。将事物的生成和发展看做是气的聚散，所以与西方的原子论不同，中国人强调的是物质的连续性；（3）阴阳互补。阴阳之间的相互联结、相互作用、相互渗透、相互转化，彼此为对方提供存在的条件，这与非此即彼的观念不同；（4）变化生生。在宇宙的大化流行中，不断有新的东西形成，没有一成不变的事物；（5）自然天理。中国的世界观不承认造物主，而是自生和自然的，这也意味着看重人的价值；（6）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天道的一致，使天地万物构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因此，儒家强调亲亲仁民爱物，即由对周边的人的爱扩充至天地万物。

    世界观和思维方式的特殊性通过一个文明体的价值偏好得到呈现。在中国，这种偏好在轴心时代就已经形成。拿“世俗”和“超越”这个世界文明的基本问题来看，与那些重视来生和神界，视人世与人生为幻境，追求超自然的满足的取向不同的，中国文化更倾向于“积极的、社会性的、热忱而人道的价值取向”（38页）。在这样的取向下，崇仁和尊礼成为轴心时期的中华文化的基本价值。在轴心时期，中国的诸子百家，提出了各自的社会道德价值观，而相比之下，儒家的道德价值更具有包容性和扩展性，特别是在孟子等儒家学者的总结下，逐渐形成了以“四德五常”为核心的道德德目系统。儒家的仁义礼智信等德目，不仅是个人道德品性（比如仁是温厚慈爱、义是坚持道义、礼是守礼敬让，智是明智能辨、信是信用和坚持），也是社会价值的指针（仁是仁政惠民、义是正义的原则、礼是文化秩序、智是实践智慧）。

    总括地说，价值偏好是一种文明比较视角下的总结，这就要求论者不仅了解中华文明自身的特征，也要对世界文明的格局特别是西方价值观有所体认。在这方面陈来教授体现出他的宏阔的知识积累。首先，他肯定了世界文明的丰富成果及其对人类生活的正面影响。“毫无疑问，我们应当坚持和守护人权宣言中的所有要求，并努力使之实现。”（58页）但他又辩证地指出，对于这些价值的承认，也不意味着我们将这些价值看做是唯一的、最高的价值，更不意味着所有的伦理道德只是要为个人人权提供支持。陈来教授对这个问题的分析十分精彩。他认为权利话语和权利思维是有局限的，权利思维往往把个人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强调个人权利必须优先于集体目标，这样做的后果是，个人的义务、责任和美德维度难以建立。陈来教授还指出，在西方文化的主流理解中，人权是个人面对国家或者说政府提出的道德要求，因此，个人的权利指向的是政府的责任和义务，“故人权观念只涉及政府的责任和义务，却无法界定个人对社会、家庭、他人的义务和责任”（59页）。其后果就是强调个人对社会的要求，忽视个人对社会的责任，强调个人对自己权利的保护，而忽视个人也要尊重他人的权利和责任。

    与一百多年来国人在文化问题上的非此即彼式的思维偏见不同的是，陈来教授采用的是一种价值排序的思考，他说：“现代亚洲的价值与现代西方的价值的不同，不是所有的价值要素都不同，而是价值的结构、序列的不同，价值的重心不同。”（60页）因此，陈来认为中华文化的价值要为当今的世界的价值体系提供独特的资源，来阻遏个人主义的泛滥。“仁爱原则、礼教精神、责任意识、社群本位都是与个人主义相反的价值立场。由此发展的协同社群、礼教文化、合作政治、王道世界，是当今世界的需要。”（61页）要用社群协调来对治个人主义；用礼教精神来区别律法主义；用合作的政治区别冲突的政治；并用共存共生的天下主义来纠正强力霸权主义。

    在价值排序的视野下，陈来教授提出了他对中西价值观的定位：第一，相比于近代西方人重视个人自由，中国文化的价值观强调个人对他人和社群，甚至对自然的责任。因为中国文化的理解中，个人不是原子式的存在，而是关联性存在的一方。第二，相比于强调权利优先性的西方近代价值，中国文化在人和人的关系中，主张义务，以对方为重。第三，在个人与整体何者为本的比较中，中国文化认为个人的价值不能高于社群价值，社群包括家庭国家等等多重面相。第四，因为注重整体和互相以对方为重，所以，对待冲突，儒家看重协调与和解，主张和而不同，仇必和而解。

    陈来教授的这些认识是建立在他的理论思考上的，他在长期的思考中形成了他对于文化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关系的新的理解，即“多元普遍性”理论。这种认识具有突破性的意味，校正了西方中心主义或建基于西方中心主义上的东方主义的自我轻贱的文化观。我们现在之所以陷于普遍性/特殊性、全球性/地方性这样的两极化观念不能自拔，主要是在理论上不能突破西方中心主义的话语魔咒，从而难以真正建立起文化自信。在陈来看来，东西方文化都有其内在的普遍性因素，只是因为特殊的历史社会条件，西方文化的内在普遍性得到比较充分的体现，而其他地区的文化则还没有充分展开，“但在今天，只有建立全球化中的多元普遍性观念，才能使全球所有文化形态都相对化，并使它们平等化”（63页）。

    中国现阶段的核心价值建设，必须要建立在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基础上，而要通过文化自觉而达成文化自信，必须要让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成为其源头活水。不仅如此，我们还需要有一种建立在全球文明整体把握的认识高度。陈来教授的这本书，在这些方面都有独到的认识。此书的出版不仅为落实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出了文明的源头活水，该书的理论深度标识了世界文明对话的中国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