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面的阐述就是正面的阐述

    关于中国文化价值观的研究在1980年代已经开始了，80年代创立了儒家价值观研究的是我的老师张岱年先生。张先生是专门讲气论和分析的唯物论的，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在80年代中期他的学术有一个转向，就是对价值观的研究。他没有专门写过价值观的书，但是他关于中国伦理学有两部书，写了好多的关于中国古代价值观的论文。这是学界非常重要的一个的变化，也是我们今天得以继续研究的一个基础。

    我自己从新世纪以来有好多机缘碰到这类的题目，最早是2003年当时江苏省委学习班请我去讲关于儒家思想和儒家文化的问题，那次我初步讲了一些儒学价值观的问题。后来在中央国家机关团工委组织的名家讲座，我也进过这个问题。比较集中的是2010年的中央国家机关读书论坛活动，我的讲座中有一部分专门讲价值观的问题，而且那个价值观的讲法，用了我从2007年以后一些新的讲法。我后来不采用写论文的办法，而是采用一种比较的方法。价值本来就是一种偏好，是在比较中做的一种选择。比如说以前孟子讲舍生取义，就在义和生之间有一种选择，这就是儒家的价值观点。其实，很多的价值观都可以用这个角度去让大家了解。当时我在读书论坛中用10个这样的比较讲法来介绍儒家的思想，如道德比法律更重要，社群比个人更重要，精神比物质更重要，责任比权利更重要，民生比民主更重要，秩序比自由更重要，今生比来世更重要，和谐比斗争有价值，文明比贫穷有价值，家庭比阶级有价值，等等。我以前的这些讲演成为这本书的一个基础。这是一个线索。

    实际上，最近十多年来，在世界上也有一种对中华文化价值观了解的需要。早在90年代因为全球伦理的问题，我们也参加过讨论。当时的全球伦理宣言其实我对它有一个批评，我在《读书》上写了一篇文章，但是我批评它并不是否定它，因为它拿来就是让我们批评的，如果你不能提出批评意见反而觉得你没有什么看法。我是从一个儒家的角度来批评全球伦理运动和它形成的一个宣言，我的想法是，这个伦理宣言要把全球伦理原则归到人权宣言上去，好像我们今天一种伦理的思考、价值的思考还是为人权宣言服务的，这是我们不能同意的。我们当代碰到的伦理责任问题跟人权宣言讲的权利问题是两个不同的问题，甚至伦理是更基本的问题。所以当时我就在《读书》上发表了我们对世界伦理论的批评，那个批评就集中在对把权利话语作为今天伦理话语基础的一种反思，还是要强调责任的独立意义。实际上，当时在世界上已经有很多宗教强调责任，世界伦理的宣言也是围绕责任来的，虽然说是围绕责任，但是他们的理论系统中把人权宣言也就是自由作为基础。而我们认为，责任的伦理应该是跟人权宣言所讲的权利的伦理是不同的，所以那时候我们也讨论过这个问题。

    到了新世纪，这些问题的讨论越来越多了，特别是中国的崛起，我们现代化成功以后，在世界上更有一种期待，就是怎么能从中华文明中找到一些替代性的适合今天世界需要的伦理原则。2012年韩国伦理学会请我去做学术演讲。我把报告定为两个题目，一个是中华文化的价值观和世界观，这个世界观不是我们大家一般讲的哲学意义上的世界观，这个只是说中华民族怎么看待自己所在的世界，所以把价值观和世界观作为一个层次。另外，因为我是一个哲学家，他们希望多从哲学来讲中华文明，中华文明有没有一个哲学的基础，中华价值观有没有一个哲学的基础为背景。所以我分为两个报告，一个是讲中华文化的价值观和世界观，一个是讲中华文明的哲学思维基础。

    这个集子里大部分的内容还是在2013年夏天以前写的，但是讲演有一部分是2013年8月份以后的。2013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开始发表系列重要讲话，一直到2014年2月24号在政治局的讲话，全面阐述中华优秀文化在今天弘扬的重要性，特别强调中华优秀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源泉和基础。做了一系列非常重要的阐述，我这本书最后一讲有很大部分是呼应习总书记讲话的结果。这就是我在山东的报告，2014年的3月9号的报告，有一部分直接呼应习总书记的讲话。

    以上几点是我介绍这本书写作的来源，供大家参考。最后讲一点，这本书主要还是从正面来阐发中华文化，如果特别学术、特别全面的写，还应该讲到中华文化有没有什么缺点，价值观有没有弱项，这个没有在这本书里提到。因为不同的文章、不同的著作作用不同，以前我的老师张先生写文章的时候，因为是80年代，怕别人批评他，总先讲一点中华文化的缺点，然后再讲优点。我现在已摆脱了这种心态，正面的阐述就是正面的阐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