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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业外的人才能够将其他行业的理念、知识、管理方法代入出版业，丰富业界知识，开拓传统从业者思路，在出版界形成一种更大的发展格局与视野，这是一种好的趋势。但是，如果过分强调多元化经营、资本运营，对主业——图书出版反而有所偏离、放松，导致有些出版集团的规模加大，营业收入提高，但图书出版主业的社会影响力并未随着集团影响力的提高而提高，图书的市场占有率也没有明显的提升，这无疑是一种本末倒置。
综观近年来的出版集团，以中国出版集团原总裁聂震宁、世纪出版集团原总裁陈昕等为代表的一批资深出版人因到龄卸任，而接任者大多没有在出版界工作过的经历。如2013年5月，教育部社会科学司司长杨光调任中国教育出版传媒集团董事长；2014年9月，湖北孝感市委副书记潘启胜调任长江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等。
业外人士担任出版集团负责人，似乎已经成为出版行业的一种趋势。如何评说此种现象？
变化中的出版业
中国编辑学会会长郝振省表示，业外人士担任出版集团负责人，这种现象是在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之后，随着出版业功能的变化而产生的。“改革开放之前，我们的出版业主要强调提高国民综合素质、提高社会文明程度等精神、文化层面上的目标。然而，伴随着改革开放，出版业的性质、功能逐渐发生了变化，在履行意识形态功能与文化教育功能之外，还承担了产业发展的功能。于是，业界对于出版集团领军人物的要求也同样发生了变化。传统的出版集团负责人大多对于出版业务非常精通，对金融、商业等产业运作则一般较为陌生。”
对于“产业”二字，郝振省做出了进一步的解释：“所谓产业，它并不是简单的、纸面化的‘产业’二字，产业就意味着项目，它与项目水乳交融，密不可分。项目又涉及到资金问题、规划问题、科技创新问题、产业链问题、规模经济问题（所谓规模经济，在这里指基地建设、园区建设，集约化生产、规模化生产等）等种种问题。产业经济意味着资本运作，如何把资本盘活，搞好存量，增加增量，从而获得最大效益，对于上市公司至关重要。”在郝振省看来，我们处在一个向市场转型、建设文化强国的大背景下，经济形势与业界本身对于出版业的要求以及出版集团需要承担的责任也都发生了变化，不能继续奉行“两耳不闻市场事，一心只编圣贤书”的模式，这会阻碍出版业的进一步发展。
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院长魏玉山认为，随着时代的发展，出版业的机构形式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在我看来，出版集团和出版社并不是同一个概念。出版社是以图书出版业务为主的专业出版机构，而出版集团则是一个多元化的，包括图书出版、印刷、宣传等各行业分支的综合性的文化机构。从集团名称来看，很多出版集团并未将自身命名为单纯的出版集团，而是‘出版文化集团’、‘出版传媒集团’，甚至‘文化产业集团’等等。所以说，在组织形态、业务组成、发展方向等诸多方面，出版社到出版集团已经出现了很大的改变。”魏玉山认为，出版集团是一个大的、综合性的组织机构，而出版社则是小的、专业性的组织机构。过去我们并没有将出版集团与出版社当成两个不同的概念来对待，但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与转变，二者之间的区别也就越来越明显。因此，如今的业界对于出版集团与出版社这两种不同机构的要求自然大相径庭。
时代的发展带来出版业的变化，而出版业的变化又为从事出版工作的专业人士带来了怎样的挑战呢？
“不拘一格降人才”
“从业外引进人才，这是出版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趋势。”魏玉山如是说。“运作一个专业出版社与运作一个集团，二者所需要的知识储备、技能储备是完全不同的。作为出版集团，除图书出版之外还有很多其他的业务，如文化教育、影视制作等等。专业的出版从业人员对出版业务十分熟悉，但对于产业化运作特别是资本运营，却是没有准备的。过去出版社的人员构成以图书出版编辑为主，这些人员完全能够胜任单一的图书出版编辑工作，却并非复合型人才。”由此，魏玉山总结道：“从出版界之外引进其他专业人才，这实际上带有一种人才补充的性质，补充出版界人员知识结构不全面、不能完全适应市场需要的缺陷。我认为这就是业外人士出任出版集团负责人的一个重要原因。”
郝振省对这种现象有着相似的看法：“原有的出版界从业人员和领导者大多擅长文字、思想、学术方面的工作，在产业方面却遇到新的挑战。”据郝振省分析，与其等待现有的从业人员和领导者慢慢熟悉产业、项目等领域，不如干脆从业外寻求支持，选聘人才，加盟出版，而且发展的紧迫性也不允许。故而很多地方选择了外贸、资本运作上市等与产业经营相关的专业人才引入出版业，成为出版集团的领军人物或者核心人物，当然在选择过程中也注意到了这些人才的文化情结。
在二位专业人士看来，业外人士担任出版集团负责人，是对时代发展趋势的顺应。那么，这种趋势将对出版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业外人士进入出版集团担任主要负责人，为出版业的进一步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在郝振省看来，从业外引进人才之后，如果处理得比较好，业外人士与出版业专家、编辑互相借重，各有侧重，共同应对市场、发展企业，这实际上是一种双赢，既促进了出版集团向市场方面的转型，又加强了对文化规律的尊重。
郝振省以安徽时代出版集团为例，具体说明了这种现象的优势所在：“2005年10月，王亚非由省商务厅副厅长调任安徽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总裁。如今，安徽时代集团出版主业很有影响力，资本运作风生水起，媒体融合已经赢利。正如王亚非同志在微博中所说：‘做出版，其实也是运作平衡几种关系：长远和眼前，影响力与功利性，文化内涵与趣味娱乐，专业品牌与衍生产品，版权资源与科技研发，数字传播与数据商业。其实，出版产业必须研究运作产业链、价值链、开发知识产权。出版，其实不仅仅是出书，而是工程，多元传播，立体开发！’这无疑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案例。”
魏玉山认为，业外人士担任出版集团负责人，有利于促进出版集团向更开阔的层面上继续发展。“就领导班子而言，出版集团是一个团队，而出版社则是一个专业机构。出版社的总编辑应当懂出版，并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然而，要把握一个出版集团的前进方向，负责人则应有更加丰富与更加多元的能力。作为集团的主要负责人，如董事长、总裁，他们需要驾驭大的集团（这个集团内部包含出版板块与其他板块），应该有更开阔的视野，具备资本运作、多元产业运作、复合管理经验。集团要上市、多元化经营、走出去，这些都需要多元化人才作为支撑。”
弊端与风险
业外人士出任出版集团负责人确实促进了出版集团的发展。然而，也存在着一定的要特别注意的倾向。对此，郝振省指出：“如果担任出版集团负责人的业外人士不够尊重出版、文化发展与学术发展规律，就不能有效带领出版集团发展出版主业，实现两个效益的统一。”
对此，魏玉山同样有自己的看法：“从其他行业转到出版行业做领导或者负责人，这种情况也有其劣势。比如说，业外人士往往对行业了解不足，这就容易在经营过程中出现偏离，即过分强调多元化经营、资本运营，对主业——图书出版反而有所偏离、放松，导致有些出版集团的规模加大，营业收入提高，但图书出版主业的社会影响力并未随着集团影响力的提高而提高，图书的市场占有率也没有明显的提升。这无疑是一种本末倒置的行为。”因此，出版业外的人才能够将其他行业的理念、知识、管理方法代入出版业，丰富业界知识，开拓传统从业者思路，在出版界形成一种更大的发展格局与视野，这是一种好的趋势。但是，也要注意出版集团在文化、意识形态方面的特殊性。如果看不到这两个特殊性，就容易把出版集团带到偏离文化主业、出版主业的歪路上，“这是不值得我们提倡的”。
说到“业外人士”，魏玉山指出了另一种情况：“在业外人士担任出版集团负责人的情况中，‘业外人士’有很大一部分是政府官员，很多同志通过干部交流机制成为出版集团、文化企业的负责人。但是，如果这些同志一直从事的是行政管理工作，从未担任过企业、集团的负责人，他们可能就比其他行业的人士需要更多的缓冲时间，以及更长的定位调整的适应期，毕竟企业与政府的经营模式、管理模式都是不一样的。当然这并不存在绝对的利弊，只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现象。”
政府官员出任出版集团负责人的情况，在近几年的出版界内十分常见。郝振省同样注意到了这种现象：“绝大部分出任的干部既有文化情结，又有足够的责任心，他们一方面发挥自己的擅长，一方面努力钻研出版知识，很快适应出版业环境，这也是比较理想的情况。但是，如果选择有些同志调任出版集团只是为了安排位置，且本人的学习积极性也不高，对市场、出版业的了解都不够，又处在集团的决策位置上，这会对出版集团带来很多负面的效果，也不符合我们发展出版业的初衷。”
“跨界”迷思
从各大出版上市公司2014年的财报来看，出版上市公司正逐渐跳出“出版”范畴，在“跨界”的路上越走越远。业界对此有褒有贬，研究人士又是如何评价这种现象的呢？
郝振省详细分析了出版集团“跨界”行为的利弊。在他看来，出版集团的“跨界”是一把双刃剑：“如果出版上市公司‘跨界’的目的是反哺出版主业，这无可非议，甚至值得鼓励。出版集团在进行资本运作等跨界行为的同时，仍然将图书出版业作为主业，减轻公司内部图书出版业的市场压力，使图书出版业务的从业人员更加从容地进行精品的生产和编辑，为大众提供更好的出版物，这是非常值得肯定的。毕竟，在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下，单纯依靠图书出版的利润，往往难以维持上市公司的运行，不利于集团的可持续发展。”但是，如果有的出版上市公司在“跨界”的过程中喧宾夺主、忽略主业——图书出版业，从经济板块上来说变成了不是以出版业为主的公司与集团，这就与出版业发展的道路，与出版业转企改制的初衷相去甚远。
“我们能够理解上市公司的压力，但是，出版上市公司的最终目的依然应该是发展出版业，发展文化产业。同时，在互联网的条件下，对文化产业的理解不能过于狭窄。”郝振省提到，现在很多实体书店都同时经营书店咖啡馆，这就是一个非常值得提倡的做法：在书店中营造一个温馨的阅读环境，用其他产业（咖啡馆营业收入）来支持、反哺图书销售，确保书店的正常运营。
魏玉山则根据出版社与出版集团两种不同的机构形态而分别评价了“跨界”的利弊。他对“跨界”的看法分为两个层面，一个层面以出版集团或者上市出版公司为主体，另一层面则以出版机构为主体。
对于出版集团或者上市公司，魏玉山对其“跨界”行为表示理解：“出版集团作为一个集团，其发展应该走多元化道路。如果一个出版集团只做图书、报纸的编辑与出版，它是做不大的，单靠出版业的收入也无法维持上市公司的正常运营。从做大出版文化教育产业的角度来讲，对于出版集团/上市公司，‘跨界’是必须要走的一步。对于出版集团的多元化经营，我个人比较倾向‘相关多元化经营’，即围绕着出版、文化、教育、内容创意等从属于文化领域的大方向来进行多元化经营。出版集团如果背离这个大方向太多，可能会丧失其传统优势，影响、分散其平台的影响力，对出版集团的最终发展不利。”
对于专业的出版社，魏玉山则有着不同的看法：“出版集团是多元化的，但是出版集团内部的出版机构则应该专业化。在一个出版集团之内，各个机构之间应减少交叉，走专业化的道路。有些出版集团甚至在内部的各个出版社之间存在重叠交叉，我认为这是不太恰当的，也不是我们所提倡的。”魏玉山提出，在一个大的出版集团之内，应当有各种专门从事不同领域的专业机构，每个具体的机构应该是专业化的，譬如图书领域、报刊领域、印刷领域、出版发行领域、文化领域、教育领域等等。
“多个专业化的机构组成一个多元化的集团，这是我们所提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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