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畔那座图书馆

    每当我在景色如画的校园内漫步，经过碧波湖畔那座庄严、朴素的图书馆大楼时，我都要向她投去多情的目光。虽然这幢楼建成于上世纪50年代末，虽然如今她已成为图书馆的一个分馆，被称之为“老馆”——十多年前造型新颍、规模宏伟、设备先进的新图书馆落成并投入使用，绝大部分图书都迁到了那里。尽管如此，我对老馆依旧情意绵绵。

    这座神圣的知识殿堂同我的青春岁月，同我的花样年华紧密交织在一起。

    大学毕业后分到这所著名学府，让我倍感自豪。那天来校报到，第一站是人事处，然后到各个部门办手续。最令我兴奋的是在图书馆里领到了十个借书证，那位温文尔雅的工作人员告诉我：“教师可以进书库。”哇，十个借书证，而且还能到书库里任意浏览，翻阅……有什么比这更让人快乐？当我拿着十张借书证走出图书馆大楼时，看到天空湛蓝，阳光灿烂，顿时觉得生活多么美好！

    两天后全部手续办完，我便急不可耐地跑到图书馆。第一次进入书库，真有目不暇接的感觉。从未见过这么大的书库，这么多的书！我仿佛置身于仙宫宝境，欣喜若狂地采撷着各种奇珍异宝。

    从此，到书海里畅游便成为我生活中的最大乐事。我怀着渴望知识、追求精神享受的狂热，广泛涉猎各种门类的书籍。图书馆成了我的第二大学，在那里博览群书，汲取到丰盛的精神营养。

    我是图书馆的常客。图书馆里的老师们辛勤工作，竭诚为师生服务。在书籍的海洋中，每一位工作人员似乎都受到了熏陶，显得文质彬彬，书卷气十足。以后，我同他们当中的许多位结成亲密朋友。

    每去一次图书馆，我总是满载而归。至于自己究竟从那里借过多少书，读了多少本，如今实在难以一一说清。正宗的中外文学名著自不必说，因为这些本来就应该是文科教师的必读书目。我还读过不少与自己专业没有很直接关系、却非常好看非常有益的“杂书”。随后又发现图书馆里还收藏着许多名贵画册，我有幸观赏到那些享誉世界的艺术珍品。书籍为我打开了一个博大而精彩的世界，书籍把我的精神生活引向一个新境地，那是一段无与伦比的幸福时光。

    然而为时不久，全校师生下乡“四清”，紧接着“文革”开始了。于是我那饱览群书的黄金时代就这样戛然而止。

    十年浩劫中，有同事把书当废品卖。可是收废品的小贩嫌外文书的精装封皮太厚，占分量，要一一撕掉书的封皮才肯收。书的命运和人的命运一样悲惨。而我不相信人和书会永远不幸，将自己的藏书精心保护。

    终于迎来阳光明媚的日子。我和同事们个个精神抖擞，要追回那被耽误了的时光。大家都跃跃欲试，想要干出一番事业。外语教师一般总是首先想到从事译著工作，教研室的领导便到北京的几家出版社为教师们联系一些翻译选题。他们去了一家大出版社。负责接待的是位资深编辑，那位编辑语重心长地说：“外语教师想搞点东西，不要仅仅局限在翻译上，否则路子太窄，也容易‘撞车’。可以运用外文资料来撰写嘛。”当教研室负责人回来向大家传达这个建议时，我听后眼前一亮，豁然开朗。运用外文资料来撰写，那将是个多么广阔的天地！

    1978年我给北京某出版社写信，提出一个关于外国文学艺术家的选题——这种勇气与信心应归功于在“第二大学”期间的那些积累。编辑立即回信，约我写一部外国美术家的书稿。原来出版社恰有此计划，正物色作者，而我主动上门毛遂自荐，所以一拍即合。随后经两篇试稿通过，便算敲定了。

    撰写书稿需搜集和阅读大量资料，于是我又像刚来校时那样，频频造访图书馆。所不同的是，当初怀着一股饥不择食的狂热，而此时已经有了明确目标。我从图书馆里获得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撰写工作便展开了。

    处女作于1981年问世，从此一发不可收……后来这本书多次再版，1991年被台湾一出版社买去版权在台北出版，1993年获第四届中国图书奖一等奖。

    改革开放之初，百废待兴，出版形势好，社会风气好，再加上自己的勤奋，创下8年内出版5本书的最高纪录。也是从这时开始，我所撰写的书便一本一本被摆放到图书馆的书架上，成为浩瀚书海中的一粟——这算是我对她赐予自己那么多恩惠的一点点回报吧。

    长期以来，读书、写作几乎是我生活的全部，从中获得精神上的极大愉悦。我切身体会到，书籍对人一生所产生的重要影响。因而我越加热爱书，越加信奉高尔基那句名言：“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湖畔那座图书馆是我心中的圣土。在生命的花季，我从她那里得到丰富养料，人生因而更美好。早年如醉如痴的读书生涯永远铭刻心间，每每回忆起来都感觉非常甜蜜。“文革”结束，当我迎来生命的第二个春天，又是她鼎力相助，提供大量资源，让我沉浸在写作的欢乐里，同时也为社会奉献绵薄之力。总之，她犹如我命中的贵人，与她结缘，我便成了个幸运儿。深深眷恋她，永生永世感激她。

    校园里到处都有美丽的风景，而我对粼粼碧波旁的老图书馆却情有独钟。每逢走近她身旁，我都停下脚步，向她致注目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