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被遮蔽和忽略的历史告诉公众

    余英时先生曾经说过，知识人（他不喜欢“知识分子”的说法）不应该只是文化消费者，更应该是文化生产者；不应该只阅读品评别人的作品，更应该写出自己的作品回报大众。只有如此，才能一点一滴，积少成多，推动知识创新和文化进步。目前就历史研究的情况而言，存在一种令人感到沮丧的局面。一方面是专业精深的学院派研究，一方面却是庸俗附会的历史戏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目前知识界并没有有效地肩负起将“健康”、“全面”的历史知识、观念、意识传递到普通大众的责任，而是放任庸俗、歪曲的历史观（比如将历史简化为几个女人争风吃醋的宫廷阴谋的影视作品）占领大众心灵和脑海。

    在知识创新和社会文化进步之间，实际上应该存在一个强大而有效的中间知识阶层。在西方，这个中间机制是有效存在的，我们看到《国家地理杂志》、《Discovery》所录制的节目，既有很高的学术水准，又吸引大众的目光。日本的NHK拍摄的历史纪录片，比如《佛教的飞翔之地》，将重要的学术观点直接纳入文化传播之中，有很高的学术水准。我们目前的困境正在于没有一个有效的机制让历史知识的创新较为有效地转化为推动社会文化发展动力的机制。这一点，绝不是靠少数学者在电视上讲讲故事可以解决的。这需要学科的“有力者”向社会和大众推介历史研究的社会意义。

    历史研究如果走向大众，很可能需要突破目前结构单一的叙事模式，尽量呈现出以往被遮蔽、被忽略的历史情节，尽量恢复真实的历史图景，才能不拒人于千里之外，吸引大众的关注。笔者从自己研究的角度，谈三点感想。

    第一，不能画地为牢，应该强调中国作为开放文明和世界帝国的历史特性。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界并不是历史上中国文明的边界。正如研究中国佛教史，必须强调佛教在希腊-巴克特里亚、贵霜时代在中亚的酝酿时期。很多观念、思想乃至符号，都在那里得到发展，然后传入中国，成为中国文明的一部分。从某种意义上说，那里也是中国佛教，以及中国文明源头的一部分。将这些层面纳入中国历史的研究视野，才能更好地认识中国自身文明的发展。又比如安史之乱，若放在整个世界史或者亚洲史的框架下看，就让我们更加理解中国历史发展的脉络。自安史之乱后，中国自中亚撤退，一直到清朝中期，再也没能返回中亚，长达一千年。我们看吐鲁番出土的文书知道，唐代那里的儿童熟读《论语》，而且佛教发达。在汉唐时代，中亚是中国文明的前哨，源源不断的物质和精神产品沿着丝绸之路，输入中国文明的躯体。但是从8世纪中期之后，不但中国文化撤出，稍后连佛教也被连根拔起。经过千年时间，新疆全数伊斯兰化，连陕甘这些曾经是帝国中心的区域也变为伊斯兰世界的外围地区。自此以后，巧合的是，中国文明似乎不再具备世界帝国的性质，有的历史学家称之为“民族国家”意识的兴起，有的认为中国文明内转。

    第二，不能有知识的傲慢，应该消除现代理性和古人知识世界和信仰世界的隔膜。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知识和信仰，不论是日常生活，还是政治起伏，都在这样的知识和信仰的环境中发生。以往我们很轻易地把一些曾经在中国文明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成分斥之为“封建糟粕”、“迷信”，反而瓦解了对自身文化传统的认知。比如从汉到唐绵延近千年的以阴阳五行为中心的“科学”知识体系，不但汇集了当时对世界、宇宙的系统理解，而且是当时以五德终始、天人感应为中心的政治学术的基础。如果将这一套极为系统的知识系统和当时西方的政治学说对比的话，可以说毫不逊色。绝不能说中国古代的政治学说就只是建立在简单粗暴的阴谋论和暴力论的基础上。又比如，中国曾经一度成为佛教世界的中心，至今日本很多宗派仍将祖庭追认到长安。可以说隋唐时代是个佛光笼罩的时代，人们的日常生活，乃至政治理论都受到佛教的影响。但是长期以来我们持有的理性傲慢，将大宗的宗教文献抛弃在研究视野之外，从而忽略了中国文明曾经的融合、包容的特性。

    第三，不能“伪造”传统，应该揭示中国文明绚烂、包容的特性。对传统的复归，绝不是让带有腐尸气息的负面元素沉渣泛起，比如强调女生三从四德、小孩子背诵《弟子规》。既要讲中国文明灿烂辉煌的时代和层面，也要深刻反省曾经出现的历史教训，这样才能建立全面、健康的历史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