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盲到法学硕士，从乞丐到法官

    1945年光复后，我是吉林省舒兰小镇第一个参加八路军的孩子，时年不满11周岁。而在此之前，因为家庭贫寒，8岁的我以乞讨为“业”，养家糊口。我在团部当勤务兵，在日伪统治时期和战争年代，都没有机会学文化。

    1948年3月9日，我调到省政府秘书处任二等科员（后改为办公厅），分管鉴印、机要。由于工作性质的关系，必须读书学习。那时没有正规课本，我从旧书市买来《幼学琼林》《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这些小书。它们比较适合我，有利启智开蒙，是我的基础性建设。

    为了尽快脱盲，适应工作的需要，我战酷暑、斗严寒，如饥似渴地学习每个生字。夏天，没有窗子通风的小斗室，闷热难耐，像钻进高压锅炉里灼烤炙焙，我把双脚插进冷水盆里，头上扎上湿毛巾，光着膀子（那时不发背心）潜心夜读；冬天，没有暖气，全靠一道小火墙（比体温还低）取暖，白天冻手冻脚，晚上披着棉被御寒。最难熬的是电灯不亮。那时电压不够，40度的灯泡，只能撒下散淡的红光，我把眼睛贴近书本，往往眨几次眼睛才能看清一个字。

    许多字我根本不认识，只好抄于另本。“学问千千万，起点是一问。”我向机关的老大哥老大姐们求一字之师，他们有求必应。

    我昧旦晨兴、日就月将，积两年之功，识字约1500个左右，字写得也很不错。原来那种伸腿拉胯的字，终于逐出笔阵，我成为处里写楷书的第一人，大家刮目相看，“文盲文书”的帽子随风而去了。

    岁丰年稔。播种、耕耘、收获，他们之间的关系成正比例。1949年共和国成立前夕，我被评为省直机关学习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同年12月，15周岁的我，经省委特批，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站在新的起点上，我想向文化知识进军，正式打报告给组织，请求批准我上学读书。

    天遂人愿。机会在我需要的时候到来了。1950年年初，政务院决定创办工农速成中学，让在战争年代失去上学机会的工农干部、红小鬼上学深造，实行正规教育，全科教学，三年读完初、高中全部课程。我以语文最高分的成绩，名列榜首。高中毕业时，我的语文、俄文、政治、数学、物理、化学、历史、地理、植物全部考取100分，成为吉林省和东北人民政府通令嘉奖的“三好学生”。

    这是我读书学习的第一个高峰期。第二个高峰期，始于盛年。从1956年到1985年，我担任吉林日报社记者，共29年。当记者的最低条件是必须有文化、有知识。记言，玄远高崇；记行，简约瑰奇；记人，落墨有味；记事，通达明识。要对每一新闻作品负事实和历史责任。我的敲门砖，就是读英国《工人日报》记者阿兰·魏宁顿的油印教材《新闻学》和《邹韬奋文集》。在工作高度繁忙的情况下，我挤时间，每年至少阅读50本中外名著和社会科学方面的著作。29年从未懈怠。

    1975年，我被派往省“五七”干校“学习”。校部指派我编《哲学教程》，我有机会系统浏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并在毕业时，正式出版了我编辑的《哲学大纲》，我也成为全校300多名学员和工作人员中，第一个读完马恩全集的人。

    1995年10月，省新闻出版局和省文化厅组织开展评书活动。专家组一致评定我的藏书达20000册（不包括线装古旧书），同年11月，我被评为“吉林省十大藏书家”。

    2004年春，长春市图书馆党委书记孙启彦，馆长刘慧娟三番五次来家造访，婉转试探捐书事宜，书卷对于一个爱读书的人来说，胜于亲生骨肉，难以割舍。

    心诚则灵。在他们的亲切开导之下，我心有所动，书不专私，把个人藏书变为公共文化资源，未尝不是好事。按照他们提出的方案：一是整体保管，二是以我的名字建立专馆。我不同意，建议叫“敬贤书斋”，凡是来馆借书的人，都是贤者，都值得我敬重。我捐的书共100个柜子，并正式出版《敬贤斋书目》之一。珍本、孤本、秘籍未录入。

    买书成癖，读书有瘾。对于读了一辈子书的人来说，一旦无书可读，人如了无生气的幽灵一样，我过不了没有书的日子。我决意再建起一个小书房。黄梨洲说：“学问之道，以个人用得着为真。”我以自己的需要淘书读书：（一）当必读的书（如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二）当熟读细看的书（如近现代史）；（三）当必备的书，以资查考（如文献类工具类图书）。在这一思想主导下，我选购了《中国共产党历史纪实》共30卷；30卷《中华民国史》；22卷白著《中国通史》；6卷集范著《中国通史》；黎东方主编22卷《西洋全史》；各大洲历史以及国别史等共20书柜，5000多册，这是捐书后的小型适用图书馆，也是我一生集书、读书的第三个高潮。

    我不当书奴。离休后，每天坚持“八小时工作制”，一边看书一边作读书卡片，退下来20年，做了一万张卡片，其中仅历史方面的就有1000张，人学和人权方面的700多张。每张卡片都注明出处、版权和书评。一些好书一旦拿到手就放不下，经常加班加点，回归儿时，老年“读书犹记少年狂”（苏辙晚年诗句）。

    有人说，人的成功在后半截。我不是什么成功人士，但我的人生高潮却在夕阳红。

    “古人学问无遗力，少壮工夫老始成。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陆游诗)步入古稀之年后，我正式出版了小说、电视剧、散文、诗歌、法学专著共18部，差不多每年有一部新书面世。偶有所感，也写一点零章碎简，见诸报端。在我80岁生日前夕，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批准我为会员，这对我是推动和鞭策。

    活到老，学到老。如果天降暇年，我一定要把终老学习这条路子走到底，不负我心，不负我生。

    我从一个贫苦农民家庭的孩子成为一名共产党员，从一位小文盲成为法学硕士，从一位乞丐到荣誉大法官。七十年的读书生活说明：读书，可以改变人的命运。

    （本文标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