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乐哲:儒学是一个生生不息活的传统

    人的一生中总是充满着各种偶然，按照中国人的说法，这种偶然被称作命运。设想，如果不是一次偶然的机会到香港去学习，安乐哲的名字不会像如今这样广为中国学术界所熟知。

    现在，安乐哲广为人知的身份是美国夏威夷大学哲学系教授，世界儒学文化研究联合会会长，可是在人生中的前18年，哲学、儒学，甚至中国对他来说都几乎是完全陌生的世界。1947年，安乐哲出生在加拿大多伦多市，父亲是一位小说家，曾创作过一些推理故事。为了全家人的生计，父亲一面坚持创作，幻想着有一天能写出令人轰动的小说；另一方面却不得不种起了苹果，成为了一名地地道道的果农。回忆起年少时的这段青春岁月，安乐哲用八个字作结：“我很年轻，但很空虚。”

    可是谁也没有想到，这个“年轻”而又“空虚”的青年的命运却在18岁那年出现了转折。1966年，安乐哲离开多伦多来到加州Redlands大学文理学院读书。一天，他在经过校园时看到了一则广告，广告的大概内容是，主办方要选派一名学生到香港去学习。于是安乐哲按照对方的要求提出了申请并顺利通过。谈及为什么当初会作出远赴香港学习的决定，安乐哲说：“大约当时觉得香港是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到了那里我就会更快成长。”

    到香港后，安乐哲在崇基学院和新亚书院学习。在劳思光、唐君毅、牟宗三这些“新儒家”宗师的悉心引领之下，一个完全崭新的中国哲学世界在他眼前豁然打开了。这是一个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开辟的西方哲学完全不同的领域，于是安乐哲的学术研究范围似乎一下子变得清晰起来，那就是专注于进行中西哲学的比较研究。不仅确定了以后的研究方向，而且这段远赴香港求学的经历也让安乐哲切身体认到了在儒家思想支配下的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他们的价值观，他藉此认识到中国儒学是一个生生不息的活的传统。

    第二年，搭乘“总统号”轮船，安乐哲离开了香港。此后，他辗转于加拿大哥伦比亚大学、台湾大学、伦敦大学、剑桥大学等学府求学，先后受业于张佛泉、陈鼓应、方东美、刘殿爵、葛瑞汉等著名学者。对于能够亲炙这些名师的教诲，安乐哲充满了感激和庆幸，他不无自豪地说：“我的博士是跟哲学家学习的。”

    1978年，安乐哲完成了在伦敦大学的学业，在导师刘殿爵教授的推荐下，来到了美丽的夏威夷群岛。提起为什么会去夏威夷大学教书，安乐哲饶有兴味地回忆起了一段小插曲：有一天，刘殿爵突然问起他对夏威夷是否感兴趣。安乐哲猜想这应该是夏威夷大学想要通过刘先生物色一名教师，但当时他一心打算留在欧洲，所以很干脆地回答说：“不感兴趣。”回家后，安乐哲跟夫人闲聊起此事。因为两人此前都从没去过夏威夷，根本不知道夏威夷到底是什么样子，他们决定先了解一下情况再说。于是夫妇俩来到伦敦最大的一家书店，在书店里找来一本介绍夏威夷的书。看了介绍和图片后，他们惊喜地发现原来夏威夷居然那么漂亮，阳光沙滩，碧海蓝天！第二天一早，安乐哲便找到刘殿爵教授，说自己对夏威夷有兴趣。听到学生改变了主意，刘先生便安排安乐哲和夏威夷大学方面联系。在圣诞节的早上，安家的门铃响起，安乐哲收到了夏威夷大学决定接收他的电报。

    在夏威夷大学哲学系的工作岗位上，安乐哲一干几十年，期间与郝大维、罗思文等人合作，陆续发表了一系列引起广泛关注的学术著作，翻译了《道德经》《论语》《中庸》《孙子兵法》《孙膑兵法》《淮南子》等中国哲学经典。在他与一些教授的提议下，夏威夷大学创办起了中国研究中心。在他主导下，2014年东西方中心与夏威夷大学成立了世界儒学文化研究联合会，夏威夷成为了沟通中西哲学的重要基地，安乐哲本人及其学术思想也被越来越多地中国学人所熟悉。近日，趁着安乐哲来中国讲学的机会，本报记者对其进行了专访。

    对话儒家思想应参与到世界对话中

    读书报：您的《通过孔子而思》《期待中国：探求中国和西方的文化叙述》等著作，被认为纠正了西方人对中国哲学思想几百年的误会，清除了西方学界对“中国没有哲学”的成见，开辟了中西哲学和文化深层对话的新路。能否谈谈您中西哲学比较研究的核心思想？

    安乐哲：核心在于比较的方法；经过一种彼此文化的映照，对中西哲学都是一个扩大自身的机会，甚至可以创造出一个新的传统。我们可能没有办法避免用自己的思想来了解一个崭新的东西，但需要用想象力来让它的面貌呈现在我们面前。我的方法论是先了解各自的阐释语境，这一点非常重要。有些人批评我是用实用主义的框架批评古希腊哲学与基督教传统，其实不对。我是通过两个语义环境进行比较，而不是用一个思想传统向另一个传统附会去作分析。

    我对中国的传统、对儒学感兴趣。当前我们面临的一些问题如食物短缺、水污染、全球变暖、人口爆炸、传染病等，这些问题使我们陷入一个困境。它的紧迫性在于，如果我们不改变现在的行为，人类将没有未来。美国哲学家詹姆斯·卡斯提出“有限游戏”和“无限游戏”两个概念，有助于我们思考儒学价值如何在形成新的世界文化秩序方面发挥作用。按照卡斯的说法，“有限游戏”是将参加游戏的人视为单独个体，并有一套有限的规则，目的是在有限时间内产生结果：一个赢家，一个输家。“有限游戏”的开始与结束都是限定的，玩“有限游戏”，就是为了赢。西方到处蔓延的个人主义意识形态及与之伴随的“自由价值”，导致“有限游戏”成为流行思维模式。作为个体的人、公司、主权国家的交往行为中，“有限游戏”是大多数人类活动的模式，竞争是其本质；体育运动、生意往来、教育、外交事务等都是如此。

    “无限游戏”的着眼点在于强化关系，而不是个体行动者的角逐。它要达到的最终目的，很简单，就是人们可通过持续开展“游戏”享受到热情氛围和愉悦。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可是说明“无限游戏”的典型事例。对一位母亲来说，她肯定是希望不断增强自己与儿子的关系。这样，在她与儿子一起生活的日子里，无论出现多么复杂的问题，他们都能携手与共。这就是说，“无限游戏”总是双赢或双输的。

    当前，我们面临国家性甚至全球性的危机和困境。走出危机和困境，需要寻找相应的文化资源。这意味着现今处于强势地位的个人主义价值观、意愿和行为必须发生改变：要走出单独个体追求私利的“有限游戏”的阴影，转变到“无限游戏”上来。“中华文化基于一个共同思想根源：无论儒家、释家还是道家，作为出发点的价值观、意识倾向与行为，都基于“以关系为本”（对关系至关重要性）的认识。而这恰恰是“无限游戏”的本质特征。由此看来，儒家价值观对于人类走出危机与困境，不失为一种可选择的文化资源。

    读书报：您是少有的一位同时对中西方思想都有精深了解的文化哲学家和比较哲学家，您认为，一个中国哲学工作者，如果不研究或了解西方思想，对于他研究中国哲学会有什么局限？一位西方哲学家，如果不了解中国或东方思想，对于他的研究会有什么局限？

    安乐哲：我在招博士生（中国哲学专业）的时候，往往会问他是否对西方哲学感兴趣。如果回答没有，我肯定不会收他。东西方思想都不可或缺，它们都有着各自的贡献。20世纪的中国，康德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因为康德是西方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所以当时的中国哲学家要用他作为一个比较的对象。从康德到黑格尔，再到海德格尔，按照我的了解，他们的思想体系与中国传统思想其实是没有什么关系的。但是没什么关系是不是就可以不管不问了呢？不是的，因为它们之间是可以对话的，中国哲学跟西方哲学之间存在着对话的可能。同样，西方哲学家也必须要对东方思想有比较深入的了解。尤其是随着中国的逐步崛起，中国在世界面前越来越展现出它自信的一面。据我所知，现在有很多西方哲学家都来到中国，比如郝大维，他来中国就是为了了解中国人的思维方法，因为即使研究西方哲学也必须得多了解中国人的思维。显而易见的是，如果一个中国哲学家了解海德格尔，或者一个西方哲学家懂得庄子，这可以扩大他的思想，继而激发他去创造新的思想。

    读书报：由于牟宗三等人的影响，不少中国学者倾向于认为西方文化是“外在超越”模式，中国文化则是“内在超越”（牟宗三）或“内向超越”（余英时）模式。您曾认为中国古代宇宙观中不存在“超验存在”（transcendence），它代表西方文化特有的思维方式。能否谈您对上述流行的比较中西方模式的看法？

    安乐哲：将东西方文化进行比较，面临着两个障碍：一是西方存在着宗教的概念，所以在面对中国传统概念时，这种宗教思维经常会悄无声息地冒出来，从而导致误解；二是在现代主义的裹挟下，很多西方概念被引入中国，但无论是“内在超越”还是“内向超越”，这些都是现代概念，都来自于西方。

    无论是牟宗三，还是他的学生李明辉，他们在使用“内在超越”这个概念时跟西方的“内在”和“超越”这两个词都没有什么关系。他们在此是把西方的二元论变成了中国的一个词汇，他们很清楚自己在说什么，可是他们的学生却并不一定明白，如果他们把这个跟西方的超越联合在一起来理解的话，就误解了自己的传统。

    读书报：有人说不能用西方概念术语来解读中国思想，可是西方概念术语已经渗透在现代汉语中的每个角落，如果完全排斥西方概念，简直就无法解释中国传统；何况那样做也不利于与西方思想交流、碰撞。您对中西方文化未来碰撞交融的前景如何判断？

    安乐哲：首先，当我们认识到这个问题存在，就可以想办法避免误会的出现。我认为，术语或者词汇不是问题，阐释语境才是最大的问题。当我们看到一个术语的时候，一定不能望文生义，而是要回到中国传统的阐释语境中去，只有这样才能百分百地准确理解其含义。不仅中西如此，古今也同样如此，比如一个现代中国人去读《道德经》，一定不能用按照现代的框架来阐释，而是要遵从《道德经》原本的立场来了解它。总之，中国人、西方人现在都有一个同样的问题，那就是我们要把我们现代的思维方法回归到原来的经典。但是，从另外一方面来看，对话甚至误会，也是一个创造的机会，或者换句话说，误会与创造是阐释的两条必由之路。

    读书报：从理雅各（James Legge）以来，西方汉学经历了好几代人的发展，尤其是最近几十年西方汉学研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您对目前西方汉学研究的现状如何评价？

    安乐哲：过去，一个贫穷的中国被边缘化了；现在，一个崛起的中国变得越来越重要。置身于当前的全球化背景之下，我们显然无法忽视中国的重要性。我们正在经历一个经济、政治都发生了巨大变革的时代，中国已经成为一支重要的国际力量。随着中国在经济领域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人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也在改变，所以这是时代赐予的儒学复兴的宝贵机遇。这样的背景也对西方汉学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像我的老师们一句汉语都不会讲，他们只能去看书，而这些书其实是跟中国没有什么直接关系的。我们是中间的一辈，虽然比老师们更多地接触中国文化，但仍然有很多限制因素。而现在更年轻一辈的汉学家们，如果愿意，他们可以来到中国生活，汉语说得几乎跟中国人一样好。所以，总的来说，目前西方的汉学研究是在不断地进步。

    读书报：从您的论著可以看出，您是一位对人类现在的困境充满忧郁、对人类未来的命运具有使命感的哲学家，从这一点看，您很像中国的孔子和美国的杜威。能否基于您的个人经历谈谈您对人类未来命运的看法？人类为了更好，需要从哪些传统中汲取智慧？

    安乐哲：我不是一个罗曼蒂克的老外，也不需要讲中国人都喜欢听的话。我认为，近两百年来，中国没有发出自己的声音。面对全世界人类共同的生存困境，我当然不会把儒家思想作为唯一的答案，但是它至少应该有一个位置，应该发出自己的声音，应该参与到对话中去。如果放在在全世界范围内比较，我认为，欧洲跟中国是人类最高文化的层次，虽然它们不一样，但却都是最高的。所以我们现在迫切要做的，是运用人类所有的文化资源来解决当前的生存困境。人类作为一个整体，所有重要的传统都要携手共同面对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