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说夏志清的“小说三史”

    获悉台湾“中研院”将召开“夏志清先生纪念研讨会”，当即报名参加；只是一直拿捏不准，会议主旨到底是“纪念”，还是“研讨”。二者虽有联系，但发言姿态不一样。主办方大概希望兼及理智与情感，故如此命名；可对于像我这样既认真又没有急智的人来说，则颇感为难。随着时间临近，议程表终于出来了，发现与会各位都没有论文题目，这才确认是以纪念为主。

    不是老友或门生，连私淑弟子都算不上，我与夏志清先生(1921—2013)实际接触不多，主要是读其书，赏其文，然后遥想先生风流。1997年在哥伦比亚大学访学那四个月，多有请益；还有2005年10月参加“夏氏兄弟与中国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再就是2011年到哈佛及纽约大学参加学术会议，顺便登门拜访。正在思考如何落笔，先是台大教授梅家玲发来“夏氏兄弟与中国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合影，摆明她会谈此事；后有妻子夏晓虹查阅当年日记，确认我们与夏先生交往的若干细节，且交代不能利用议程上的优势“捷足先登”。交往不能说，那我只能说读书了。

    2010年联经出版公司刊行王德威主编《中国现代小说的史与学》，副标题是“向夏志清先生致敬”。据说夏先生拿到新书，兴奋之余，突然冒出一句：怎么只说我的现代小说研究？我提交给此书的旧作《中国学家的小说史研究》，倒是提及夏先生的《中国古典小说导论》，可惜限于文章篇幅及体例，只是点到为止。不过，无论公开场合还是私下聊天，我都曾认真表扬这部篇幅短小但别出心裁的“导论”。导论性质的书不好写，需要高屋建瓴，举重若轻，还得于详略、取舍之中，凸显自家眼光和趣味。

    1997年春夏间，应美中学术交流基金会的邀请，我偕妻子赴美，在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做研究。因王德威教授的鼎力推荐，夏志清教授对“本家”夏晓虹及我非常热情，多次宴请，并出席我的学术演讲等。在这几个月的请益及交流中，我谈及自家阅读《中国古典小说导论》的感受，让夏先生大为快意。与国内外众多古典小说专家的立场不同，我因此前撰写《中国散文小说史》（初版题为《中华文化通志·散文小说志》），深知以有限篇幅，言简意赅地谈论“中国小说”这个大题目，不是很容易的事。谈到得意处，夏先生慨然允诺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刊行此书中译本。只是日后因译者选择，以及如何协调新旧译本，面临一些实际困难，此事未能如愿。

    2013年年底夏先生去世，获悉噩耗，第二天我便赶写了《追忆夏志清先生：“小说三史”》（刊香港《明报》2014年1月3日）。为什么是“小说三史”？作为学者，夏志清最著名的著作无疑是《中国现代小说史》（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此书特色鲜明，功绩显赫，常被中外学界及媒体挂在嘴上，自在情理之中。可在北大及港中大的课堂上，我都再三提醒学生们关注夏先生的另一部著作——《中国古典小说导论》（The Classic Chinese Novel:A Critical Intro⁃duction）。另外，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开始进入晚清小说研究领域，读夏先生的《新小说的提倡者：严复与梁启超》、《〈老残游记〉新论》、《〈玉梨魂〉新论》等，深受启示。我知道，夏先生还有若干谈论清代小说或清末民初小说的论文，只是散落在各种中英文的集子，若能集合起来，说不定能与“古典”与“现代”两本小说史“鼎足而三”。对于如此建议，夏先生连说“深得我心”，只是有些篇章尚在酝酿中，不想就此打住。

    很可惜，夏先生最终没能完成此书。但我相信，借助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刊行的《夏志清论中国文学》（C.T.Hsiaon Chinese Litera⁃ture，2004），以及他的若干中文集子（如《文学的前途》《人的文学》《新文学的传统》），新编一册小说史论集，奉献给中国读者，还是可以做到的。

    这或许真的是夏先生未完成的“遗愿”。为什么这么说？为参加此次会议，我翻箱倒柜，终于找到了夏先生1997年11月5日来信。此前我去信商谈在北大出版社刊行《中国古典小说导论》中译本的具体事宜，建议在胡益民译本外，添加若干近代小说论文。夏志清先生复信称——“谢谢你们把我的著作推荐给北大出版社。我自己曾在北大当助教一年（1946—1947），能在北大出书，更感到光荣。”继而感叹当初“没有写篇中译本新序，可引起国内读者对此书的注意，因此出版后未像《中国现代小说史》这样的受人重视，遗憾颇多”。下面谈及对胡译本的看法，以及建议采用他正在修订的联合文学出版社的译本。话锋一转，又说考虑到联合文学出版社很可能出于销售的考虑，而不同意转让版权，那就采用胡译本，再添上他准备撰写的新序。版权如此复杂，先生的新序又迟迟未写，北大出版社也就只好忍痛割爱了。

    事情没办妥，但信中谈及的新书构想很重要，值得大段引录：

    安徽版《导论》一共379页，但注释部分字体太小，看起来太吃力，不妨用大一两号的字排印较妥。这样，全书当在四百页以上，算是一本相当厚重的著作了，似不宜再加别的文章。全书是一个整体，在同一段时间内写出的。我其他论中国小说的文章上除了大函上提到的三篇（严梁、老残、玉梨魂）外，还有其他诸篇，可以出本专书。有关古典、近代的有：

    《隋史遗文》重刊序

    文人小说家与中国文化——《镜花缘》新论中国小说、美国评论家——有关结构、传统和讽刺小说的联想Plake红楼梦专著长评见哈佛学报此外论汤显祖那篇也可放入。……

    重读夏先生十八年前的大札，更加坚定我的信念，若能得到师母的支持，为夏先生编一册兼及古今的《中国小说史论》，自信是件大好事。

    附记：此乃作者2015年4月27日在“夏志清先生纪念研讨会”上的发言稿。会议由“中研院”文哲所与史语所合办，与会者二百余人，真的是“济济一堂”。倾听白先勇、李欧梵、王汎森、黄进兴等饱含深情的追怀，我才真切体会到夏氏兄弟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台湾文坛及学界的巨大影响力。也正因此，会议中间穿插的《夏志清夏济安书信集》（联经出版公司）新书发表会，才会如此引人注目。此书信集共五卷，这次首发的是第一卷。才华横溢的兄弟俩，借往返书札畅谈爱情、文学与电影，推心置腹且连篇累牍，可当文学作品读。如此认真书写的信札，以后不会有了。念及此，对于今人津津乐道的“免费且便捷”的通信方式，不无几分惆怅与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