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读《长城》，怀想罗哲文先生

    夜静了，灯下，手捧罗哲文先生的《长城》细细读来，他的音容笑貌再度浮现在眼前。

    罗老离开我们已经有了一段时间了，5月14日，将是他逝世3周年忌日。他心系长城，关心着《中国长城志》的编撰。2007年我们邀请罗老参加编辑体例座谈会。当时，他骑自行车摔伤了腿，行动不便，但听说是《中国长城志》的会议，一定要参加。会后，我到他家请他审核讲话。他家里，到处都堆满了书，连沙发上都是，书上散落着几盏咖啡杯，想是前面一拨人留下的，还没来得及收拾。他对我们说，你们找地方坐，又说，《中国长城志》我支持，好事情，功德无量。然后拿起笔，在整理稿上改了改。临别时，我问他腿可好了，他说，好多了，现在走路方便多了，并把我们送到楼梯口。

    他总是含笑对人，和蔼可亲。那次参加明代蓟镇文化学术研讨会，他和夫人一起参加，从潘家口回来，在码头上，编辑部的小黄编辑上前搀扶他，他连声说，谢谢，我能行。坚持走在那长长的台阶上，奋力向上攀爬，就像他走在长长的保护长城之路上那么努力。那年他86岁。

    2012年的3月20日，他在夫人的陪同下到编辑部指导工作。那天，我感觉他的精神还好。编辑部的小毕编辑给他剥了一根香蕉，但他只吃了一半。长城学会的董耀会副会长向他介绍了《中国长城志》的进展，我把刚刚做出来的四卷送审稿打开给他看。他很兴奋，连说好，好啊。他说编纂《中国长城志》是“盛世修志，重在当代，传之后世”，是一项了不起的文化工程。话虽然不多，但他对《中国长城志》的关爱溢于言表。我不知道这次是不是他最后一次参加长城的相关活动，但他的微笑一直刻在我的脑海中。

    罗老长期从事古建保护工作，在上个世纪50年代受郭沫若的委托主持八达岭的维修，制订了整体规划，实现了长城的第一次对外开放。80年代，罗哲文和郑孝燮、单士元起草文本，参加了《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的申报工作，使长城成为中国首批进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名胜。

    为了宣传长城，罗老写下三本有关长城的读物。一本是1982年北京出版社出版的《长城》，一本是1992年文物出版社出版的《世界奇迹——长城》，还有一本是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年出版的《长城》。三本书大致是介绍长城的修建历史、用途和历史地位等等，为了吸引读者，还重点介绍了山海关、居庸关、八达岭等一些著名的长城景点。

    《长城》是罗老的代表作。我参加《中国长城志》编辑出版工作以后，就是用2008年版《长城》作为入门书的。2008年版《长城》是在1982年版《长城》基础上修订而成的。修订本增加了一些新的内容，如慕田峪、青海长城、湘西边墙等遗址的介绍，还有一篇题为《中国古代长城南北的文化对话与交流》的论文，等等。但书中提出把湘西边墙纳入长城之列，现在还没有得到公认。学界对长城一个最基本的定义是用于调和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矛盾而修筑的，湘西边墙正如罗老在书中所说的，是用于调和熟苗和生苗之间冲突而建造的，熟苗与生苗均属农耕社会。此外，本次文物局主持的长城调查也没有公布湘西边墙的内容。但就其长度达600多里，也是比较壮观的。罗老在书中认为这段边墙之所以没有被列入长城之列，是因为史书上称其为边墙。同时罗老在书中认为，明代均把长城墙称为边墙，且湘西边墙形制符合长城的三个定义，即：长达数百里，不封闭交圈，有一套由城墙、关隘、烽火台、营寨的完整军事防御体系和军事组织机构，因此应该归于长城序列。

    罗老的三本长城图书就像他的为人那样可亲，没有学究味，但所阐述的观点，却代表着目前长城研究的主流，比如认为长城起源于原始社会壕堑，长城是一个复杂的军事防御系统，长城是用以调和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冲突的，对“长城闭关锁国论”的批驳，提出长城是安定与和平保障的观点，长城是多民族共同修筑的，是民族对话与交流的纽带，对长城的现实意义的评判，等等，都是目前关于长城的主流观点。不能不说罗老在1982年就已经把这些长城研究的最基础性问题说得很透了。因此，现在读来，仍然不过时。

    罗老走了，但他对长城，对《中国长城志》的支持会永远激励着我们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