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战鼓》中卞之琳的《“睡在鼓里”》说起

    1937年“七七事变”后，一大批以宣传抗日救国为宗旨的刊物诞生了，《战鼓》旬刊即为其中之一种。

    《战鼓》于1937年12月11日在成都创刊，其创刊号和第二期（1937年12月21日）编辑者为战鼓旬刊社。自1938年2月1日第三、四期合刊起，编辑、发行者均为战鼓旬刊社。创刊号出版时，尚未申请登记，第二期刊头处有“正呈请审查登记”字样，到第三、四期合刊，始见“已呈请成都省党部登记”的说明。《战鼓》虽名为旬刊，但后几期因“负责人的人事倥怱”而未能克日出版。

    《战鼓》创刊号开篇《我们的态度》提出“信仰三民主义为中国自力更生之救国主义”、“训练民众，组织民众，动员民众，打倒日本帝国主义”、“铲除一切恶化腐化之封建势力”、“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对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等七条主张，表明“同人之对时局态度，亦即同人之信仰”，可以视为这一旬刊的发刊词。

    《战鼓》所载主要是与抗战有关的消息、时评、言论、国际情势报道等，但也刊发诗歌、散文之类的文学作品。其作者绝大部分是当时四川大学文学院、法学院的教师，且多署笔名。以翻译为主业的罗念生在创刊号上发表了一首散文诗，未见收入2007年4月版《罗念生全集》，当属一篇集外佚作。全诗不长，兹过录如下：

    散文诗

    这空气太沉重了，每方寸有千钧的力量压在我们的肩上，我们的心上。

    白云从我们的口里吐出去飞向那天边，偶尔被轻风吹散，放出几线光明，万方的狼犬便狂吠起来。

    鬼神不住在那云端，住在人间，每一个生灵都是一位自尊明神。

    云，云背后的光，光里的真神。

    注：“真神”指资中，罗泉井。

    廿六，十一，十九，破黎。

    第三、四期合刊《编后记》云：“名学者闻宥教授的大稿因交来稍迟，不克排入版中，这要请闻先生的原谅，下期当与读者们握手会面。又下期将有朱光潜、谢文炳两名家的大作出现，请读者们注意。”但1938年3月23日第五、六期合刊并未出现闻、朱、谢三家的大稿或大作，编者又在《编后记》中说：“朱光潜、谢文炳先生之大稿要下期才能印出。文（闻）宥先生之稿已取去修改。”目前所知《战鼓》仅为六期，出完第五、六期合刊后，《战鼓》似乎再没有“下期”了。

    创刊号里有卞之琳的一篇散文，题名为《“睡在鼓里”》，也不见收入已版各种卞之琳文集。

    “睡在鼓里”

    有一句俗话，叫作“睡在鼓里”，意思大致是说一个人事已临头，而还糊里糊涂，什么也不知道。不管有无出典，但就字面的意义上说来，实在好玩：想想看，怎么睡法？今天为了功课的事情，走到一处办公室，遇见赵先生，承嘱写文章给一个新办的刊物——《战鼓》，只一下又给敲动了我的鼓思了。

    今年暑间小住浙南雁荡山某寺，每在一天八小时埋头工作，握管凝思中，宛然如梦醒来，被惊起于咚咚咚的急鼓（渔阳鼙鼓动地来吗？）。原来隔壁佛堂，三数小和尚，厌来了念阿弥陀佛，常偷来把鼓乱打一阵子，口里哼着“大抵大抵大大抵……”当时正在卢沟桥事变以至平津失陷的期间，那边虽也有公路与外界相通，消息总到得非常慢，令人不堪忧闷。我与一位同来的朋友向外边写信的时候总想此“山中方一日”，而我还对朋友在信上说我们住在这个谷中犹如闷在一只葫芦里，其实还不如说在鼓里，听小和尚在隔壁乱敲。和尚做法事，敲的钟鼓或可以敲醒世人的迷梦吧，而小和尚擂的战鼓，仿佛又在敲醒另一种梦。想起来非常滑稽，而在当时亦只有苦笑。

    原定在山中住两个月，结果只住了一个多月。在一连好几天暴风雨，与外间完全隔绝了一星期以后，就提早出来，辗转坐轮船汽车于八月十四日经过绍兴，看当地报纸，才知道上海已开战。当日到杭州，台北战机也从跟来了，真仿佛“世上已千年”。回到上海，住在租界里，只听见炮声，飞机声，炸弹声，却一直没有听到战鼓。可是往往深夜梦断，猛听得黄浦江中敌舰所发的高射枪炮，密过于联珠，宛然鼓声，不由得又想到这个好笑的比拟：睡在鼓里。

    到了四川，接得深陷北平的一位南中朋友的来信。据说他现在与一位僧人同租了房子，安贫乐道，禅定智慧都有精进，但说到成都可又怪了。他想起的是当年诸葛孔明六军驻马的风度！小和尚擂战鼓果然是偶然的，只能说有点象征的意味，而我这位朋友的这一点矛盾却不能说没有意义了。

    于是乎我：想今日之下，欲在鼓里睡，而且睡着，不亦难乎。

    十一月二十四日

    卞之琳围绕“睡在鼓里”这一句俗语做文章：小住雁荡山某寺时，“握管凝思”中，每每被小和尚敲打的鼓声惊醒。住在上海租界内，常常“深夜梦断”，被敌舰所发“密过于联珠，宛然鼓声”的高射枪炮震醒。身处战乱年代，“欲在鼓里睡，而且睡着”，几乎成了一种奢望。

    文中提到了三个人，或只道其姓甚，或以“朋友”代之。那么，这三个人到底是谁呢？不妨略加考索一下。

    所谓“一位同来的朋友”，显然是指芦焚（即师陀）。1937年6月，卞之琳和芦焚由上海同往浙江雁荡山，住在灵峰寺大悲阁客寮。芦焚创作小说，卞之琳则应中华文化基金会编译会特约翻译法国作家安德烈·纪德的《窄门》等。他俩原打算在山中住两个月，结果因“不堪忧闷”而提前下山了。8月12日到海门，随即西上至临海。14日途径绍兴，看当地报纸，始知上海已开战（即“八·一三”事变）。15日回到上海，卞之琳住租界内李健吾家。不久，被四川大学文学院院长朱光潜聘为外文系讲师，遂复一路向西，于10月10日抵达成都。

    11月24日，卞之琳“为了功课事，走到一处办公室，遇到赵先生，承嘱写文章给一个新办的刊物——《战鼓》”。据《战鼓》第五、六期合刊《编后记》最后一句“外稿及订户单请一律交四川大学赵城收转”，卞之琳所说的“赵先生”很可能是指“四川大学赵城”。更进一步推断，这个赵城或许就是《战鼓》的负责人，而未署名的《我们的态度》大概也出自他的手笔。在创刊号上，赵城还以实名发表过一篇《论抗战文学》。

    卞之琳说，他到四川后，“接得深陷北平的一位南中朋友的来信。据说他现在与一位僧人同租了房子，安贫乐道，禅定智慧都有精进”。这位“朋友”，应该是指废名。废名是湖北黄梅人，卞之琳是浙江海门人，都是南方地区即“南中”的。卞之琳小废名九岁，他和废名属于“忘年交”。1933年，卞之琳从北京大学英文系毕业，并与已是北京大学国文系讲师的废名第一次见面。此后，二人时相过从，常有书信往还。1937年1月，卞之琳译完纪德的长篇小说《赝币制造者》，从青岛回北平交卷，一度住在废名的寓所北河沿甲十号。其时，废名曾认真地对他说“会打坐入定”（卞之琳《〈冯文炳［废名］选集〉序》，《新文学史料》1984年第二期）。“卢沟桥事变”以后，按规定，废名不能随北京大学南迁。由于交不起房租，便寄住在雍和宫的喇嘛庙里。庙里有位僧人，法名寂照，是废名中学时的同学。关于废名禅定之事，周作人在《怀废名》一文中也有记载，可以印证卞之琳的说法。1937年底，废名回到湖北黄梅，蛰居乡野达十年之久。其间，完成佛学著作《阿赖耶识论》，想必正是他安贫乐道、静坐深思、智慧精进、妙悟所得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