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孝通兄弟合译《在龙旗下》

    人与书的相遇，是一种冥冥之中注定的缘分，穿越关山险阻，穿过岁月之河。在某一个特定的时刻，读到，这本书就留在人的记忆之中，留在人生的年轮之中。

    1932年8月，费青和费孝通在苏州浒墅关姐姐费达生家中过暑假，无意中读到英国人詹姆斯·艾伦撰写的回忆录《在龙旗下：中日战争目击记》。在挑灯夜读的不眠之夜，在无尽的悲愤之中，费氏兄弟觉得，将这本书翻译出来，发表或者出版，以警醒国人。

    《在龙旗下：中日战争目击记》是一本什么书，让费氏兄弟和着血泪，沉痛翻译？这要从此书的作者詹姆斯·艾伦说起。他原本是英国一个棉花商之子，家庭富有，因挥霍无度而破产，无奈出海去碰运气，随美国货轮“哥伦布号”赴华，为正在同日本作战的清军运送军火。这位被卷入战争之中的英国人，目睹了甲午战争。中日黄海海战，以及日军在旅顺的野蛮屠杀罪行，他都是目击者。在旅顺大屠杀期间，詹姆斯·艾伦困于旅顺，几乎遭日军杀害。他杀死一名日军后，换上日军的服装，侥幸逃出虎口。大难不死的詹姆斯·艾伦辗转回到英国后，将其亲身经历与见证，写成《在龙旗下：中日战争目击记》一书，于1898年在伦敦出版，产生很大影响。

    詹姆斯·艾伦亲眼目睹致远舰英勇战斗至最后一刻，“直至沉没”。更重要的是，他亲身经历日军在旅顺制造的血腥大屠杀，他在书中写道：

    湖边立满了日本兵，正驱着大群的难民下水，四方对准了开枪，更用枪杆把爬出来的人打下去。湖面浮满了死尸。湖水已成了红色。兵士们对着被杀者的痛苦哀号，欢狂如笑。……中间有许多是妇人，一个还抱着小孩，她把小孩高高捧着，想求日人的怜惜。当她爬近岸时，一个凶恶的兵士给她一枪杆，第二击就把她的小孩刺落了。

    我看见十几个日本兵士，向着一群反缚着的难民，先用排枪结果了性命，再刺戮他们的身体，男人，女人，小孩，没有一个幸免。

    旅顺已经成为人间地狱。可以想象费氏兄弟翻译这些场景时的愤懑，字字血泪，渗透了拳拳爱国之心。兄弟两人翻译完毕之后，费孝通写了“译者的话”作为序言（收录在《费孝通文集》第1卷）。“这里是一本残酷和懦弱的记录，是一幕最黑暗的活剧，是我们民族遇到狂风的初夕。”费氏兄弟翻译此书的目的是砥砺国人，铭记历史，呼唤爱与和平。“我们是负有建造未来和平世界的伟大使命，我们爱和平，我们不再懦弱，要为爱而战。我们不愿以残酷征服世界，我们是要以爱结合人类。”

    费氏兄弟翻译完《在龙旗下：中日战争目击记》一书，于张君劢、张东荪创办的《再生》杂志连载。刊登在1932年11月20日、12月20日、1933年1月20日出版的《再生》杂志。这种珍稀的甲午战争史料，披露真相，不仅具有学术价值，更重要的是，唤醒国人“潜伏在每个人心中的本能”。费孝通写道：“爱我自己的生命，爱我自己的祖国。为生命而斗，为祖国而战。”

    费氏兄弟刻意收集中日关系和甲午海战的史料和书籍，和日本步步紧逼、民族危机的时代背景密切相关。先是九·一八事变，东三省沦陷；继起一·二八事变，第十九路军在上海奋起抵抗。“关外的白骨，沪滨的赤血，已为我庄严伟大的将来安下不拔之基了。”

    译著《在龙旗下》发表后，兄弟两人将翻译好的书稿，交付出版社出版单行本。在翻译书稿的过程中，费氏兄弟为了印证詹姆斯·艾伦的记录，参考了诸多史料。收录“史料凡十有六节”，作为附录。

    编好书稿两个月后，因费青患有哮喘病，到北平养病。有时间读完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王炳耀《清日战辑》、故宫博物院《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又获得史料若干节。“顾书刊已半，因附篇末，序存其旧，所以留纪念耳。”

    从文笔来看，费青写了译著的“参考史料序言”。这个判断，可以从费青之子费平成回忆父亲的文章中得到佐证：“1932年我父亲在川大教书时，由于思想进步受到排挤，又因哮喘复发需要易地治疗，五叔便联系好请他到北平来，在燕京大学作特别生，继续研修法科。”此时，费孝通在燕京大学读社会学系。

    然而，不知何故，“书刊已半”的单行本，未能出版发行。一本书自有它的生命力，甲午战争一百二十年后，费氏兄弟合译的《在龙旗下：中日战争目击记》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2014年8月）。因为费氏兄弟附录的史料已经散佚，这本书中附录了戚其章考证旅顺大屠杀的两篇文章，并有复旦大学学者刘豪兴撰写的《编后记》。记录了一本书的命运和经历的山河岁月。如果今天的读者读到费氏兄弟的这本译著，也是一种书缘。费氏兄弟早已墓木已拱，无缘得见这本书面世。但读其译笔和序言，可以感受到他们的良苦用心，历史因为这册小书，变得厚重，具有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