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了一只辣椒

    关于华文文学史，大陆1999年出版过汕头大学陈贤茂主编、厦门鹭江出版社出版的四卷本《海外华文文学史》，但该书内容并不包括中国大陆和台港澳，而2015年2月成功大学马森教授由台北“印刻文学生活杂志出版有限公司”出版的三卷本《世界华文新文学史》，空间上包含了海内外，时间轴则横跨清末至今百余年。它是首部探讨海峡两岸、港澳、东南亚及欧美等地华文作家与作品的文学史专书，力图记录百年以来世界华文文学发展的源流与传承。这是前无古人的填补空白之作，其雄心可嘉。

    这部内容庞大的著作理应有像陈贤茂当年那样的团队分头执笔，现在却由马森一人独立完成，这私家治史的好处在于观点和文笔容易得到统一，不必为贯彻领导或主编意图，将个人见解消融掉，但个人撰写不能集思广益，有些自己不太熟悉的领域，亦不可能像“编写组”那样请专门家写得深入，部分章节写起來有时难免会捉襟见肘，顾此失彼，以马森本人来说：自已熟悉的海外华文文学部分写得详尽完备，戏剧创作更是泼墨如云，而作为王蒙高中同学的马森，毕竟不可能像王蒙那样了解大陆文学，故凡写大陆作家部分，大都用“点鬼簿”的写法抄抄生平和排列著作目录了事；而对于台湾新世纪文学，则因“只缘身在此山中”的缘故，马森可能看得不太清楚，这就有可能写到这部分时会令人错愕又意外。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举双手赞成隐地《文学史的憾事》（《联合报》2015年3月21日）对马森的尖锐批评。《读隐地书评〈文学史的憾事〉有感》（《联合报》2015年4月11日）的作者陈美美，在为马森辩护时攻击隐地书评所刮的是一股“歪风”，其余部分只是泛泛而谈。她要求批评者应做一个“温柔敦厚的长者”，这并不符合文学批评的功能和原则。

    马森所作的情绪化反应《吃了一只苍蝇》（《联合报》2015年4月25日），其实一点也不“温柔敦厚”。他除借机攻击隐地是“谣言”的制造者外，并未对隐地提出的实质性问题做出具体回应。他指责隐地“只注目于细微末节”，可有一句名言叫“细节决定成败”，如马森把以写长篇小说《野马传》著称的司马桑敦列为“报导散文家”，是令人啼笑皆非的失误。隐地用“真是岂有此理”形容读马著的感受，也许态度欠冷静，但隐地写的是有个性、有情感、有体温的“辣味”批评，不能用“甜味”批评准则苛求他。此外，隐地指出：“将杨牧列入‘创世纪诗人群’，将‘现代诗社’的梅新归入‘未结盟诗人群’，均属不妥。”这也是精辟之论。以杨牧而论，他在意识形态上心仪“创世纪”，但不能由此说这位独行侠加入过“创世纪”诗社。

    马森这类硬伤在大陆部分比比皆是，如说大陆作家吴祖光是“不左不右”的作家，其实他是“大右派”。又在新出版的某刊连载的该书部分章节中，不止一次把“江青”误为“江清”，这有可能是手民之误，但说“以江清为首的四人帮”，这应该是作者之错。其实，“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中的江青，在“四人帮”中只居第三位，真正为首的是时任毛泽东接班人即中共中央副主席的王洪文。该书还认为“在累次整人运动中”，巴金、沈从文“都停笔不写了”，事实是巴金还在创作，哪怕文革伤痛还未痊愈仍写了直面十年动乱所带来的灾难，直面自己人格曾经出现扭曲的《随想录》，沈从文同样写有鲜为人知的少量散文。郭沫若、茅盾也非“绝不再从事任何创作”，相反，茅盾在反右派斗争后陆续出版有《夜读偶记》《鼓吹集》《1960年短篇小说欣赏》《鼓吹续集》《关于历史和历史剧》《读书杂记》；郭沫若在十年浩劫中虽然严重缺“钙”，他当年那气吞宇宙的“天狗”气势再也一去不复返，但仍于文革期间的1971年出版了学术著作《李白与杜甫》。《世界华文新文学史》第二十九章标题为《社会主义的诗与散文》，这也是很奇怪的提法，难道大陆除“社会主义的诗与散文”外，还另有“资本主义的诗”与“资本主义的散文”？君不见，大陆早就停止了“姓社”还是“姓资”的争论，不再使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一类的政治挂帅文学分类法，可号称“不受政治意图、意识形态左右”的马森，仍沿用这种分类，可见其未能与时俱进。

    作为大陆学者，我非常景仰对岸“宽厚溃堤”：哪怕是老朋友，也亮出自己的锋芒这种不留情面的批评。而我们这边，流行的是“友情演出”和“红包”式的捧场。在这种情况下，作为马森老友的隐地说《世界华文新文学史》读得瞠目结舌，甚至说马森“写成不具出版价值之书”，这虽然是印象式批评，但决非网络上的乱飙狂语，它是发人深省的辛辣之论。马森很不情愿认错，声称读隐地文章“犹如吃了一只苍蝇”，而我的感觉却是吃了一只爽口的辣椒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