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意过眼

    清朝和元朝不等于中国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即使在元代蒙古人的思想里确实不存在“中国”这样一个观念，也无以动摇元朝是介于金、宋和朱明之间的一个中国王朝的事实。新清史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有误，或许因为他们自己其实也受到被他们强烈批评的“民族主义”史观影响，把国家与其政权的特定民族属性之间的对应联系不适当地追溯到民族主义思潮产生之前的各历史时代，因而以为可以完全用满洲人群的“族裔主权”（ethnicsovereign）来对清代国家进行历史定位。这个问题，是完全可以在学术层面上争论清楚的。

    ——“新清史”引发争论，著名蒙元史专家、复旦大学教授姚大力撰文参与讨论（《“新清史”之争背后的民族主义——可以从“新清史”学习什么》，《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15年4月12日）。

    作为一本非虚构作品，《当图书成为武器》除了提供《日瓦戈医生》出版的细节之外，其最有价值的部分在于，以档案和采访为基础，揭示了美国中央情报局对于《日瓦戈医生》在苏联之外的地方出版和传播，并尽力将其传入苏联境内。这一冷战时期的特殊做法，也构成了本书的书名。1958年1月，英国情报部门向美国中央情报局提供了偷拍的《日瓦戈医生》俄文版微缩胶卷。两国的情报部门认为，应该出版俄文版。中央情报局通过荷兰国家安全局，请一名退休陆军少校在穆顿出版社出版了《日瓦戈医生》的俄文版。并于9月初在布鲁塞尔博览会梵蒂冈的展位发放。不久，游乐场地四处可以见到这本书的蓝色硬壳封面，有人得到书后撕下封面，将内文分成几部分塞进衣袋隐藏，带回苏联。

    ——《当图书成为武器》揭示美国中央情报局曾介入《日瓦戈医生》的出版和传播（张弘：《图书为什么会成为武器？》，《南方都市报》“阅读周刊”2015年4月12日）。

    吴稚晖曾以苏轼、王安石为例论历史人物说，“一则有诗文集大见轻重，一则有同样的诗文集，丝毫在其人是非不加轻重”。苏轼更多是人以文重，王安石则事功足以传世，其立言方面的卓绝与否，便不起决定作用。胡适也是留下了大量著述的，但我的感觉，他的轻重既不在诗文集，也没有王安石那样的事功，留下的更多是今日所谓“软实力”，难以表现为“硬成果”。他为改变中国以身作则，其开风气之功，足以名留青史。胡适一辈子都在“梦想作大事业”，但他想要在中国实现的“高文明”和“好政府”两个目标，到其离世之时仍是有待实现的目标。他早年在《非留学篇》中就强调出国留学是以不留学为目的，若本国大学没办好，学子总要留学，中国人将“永永北面受学称弟子国”，则“神州新文明之梦，终成虚愿”。今日两岸留学仍是正途，此岸尤趋之若鹜；至少在这一层面，“神州新文明之梦”，的确也还是梦。

    ——《再造文明之梦：胡适传》推出新版，著者罗志田接受采访解释了书名涵义（《新京报》“书评周刊”2015年4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