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书小史

    我的买书历史追溯起来可以从毁齿之龄即开始。九十年代中的人民医院斜对面那段路便是书店聚集地，栉比的门面中时时都能见到有人在挑拣。父亲是六零后，也曾为这“热”所感，在青年时代闹过一阵文学的，积得小半墙的新诗集和外国文学书。父亲固然是“学书不成”，但在当年仍残余着文学青年的习气，好逛书店即是其一。有一回他顺路带我钻进一家书店，我望见高一层的架子上立着一部硬皮的《白话聊斋》，或许是受了电视剧蛊惑，便心动了，回家后央他去买。好几百页的鬼故事集对二年级的我而言太繁重了，不久就被打入冷宫。很多年后，在我读铸雪斋本《聊斋志异》遇上拦路虎的时候，才又想到将这部岳麓书社的白话本翻出来参考一下，却发现译文切实准确，实在是一部用心之作。

    我开始持续的读书是从金庸的书开始的。而这套书也像那《白话聊斋》一样，是父亲应我的要求买的。当时一般家长是不许小孩读这类书的，怕妨害举业。我所以能读，还得益于父亲的文艺气息。他泛泛地觉得，学生也该受点文学熏陶。街面上并没有分册的《金庸作品集》，是托一家书店老板去武汉进货时候捎回来的。我记得拿回来是一箱，三十六册，每种书的书脊各是一色，共两百多元。从此我开启了一个新天地，沉浸其中不愿出来。我还把书带到学校去看，同学渐渐也传阅起来。更有一次是什么考试，监考老师竟问我借了一本《天龙八部》来消磨时间。

    除了小学去“新堤厂甸”买过一册《少年史记》外，我真正的独立买书当从高中算起。高中几年背井离乡，虽然在住处不能“举动自专由”，但个人空间反倒宽松。盼头有两样，一是《体坛周报》，一是《萌芽》。后者虽说是杂志，但也算书。高二一整年，我几乎一出便要买。那上面文章的水准与价值，现在可以不谈；但这杂志却引得我掏出本就不多的零花钱去买了另一些书。我买过李碧华的锦句集《只是蝴蝶不愿意》，买过安妮宝贝的《蔷薇岛屿》，买过王小波的《青铜时代》，还买过一本张爱玲的传，大抵都是些《萌芽》上常提的人。卡夫卡我反而没买，是因为实在看不下去。有一回下晚自习回家的路边，一个摊子上侧立着一整桌“名著”，我竟在里面撞见了弗洛伊德的《释梦》，翻都没翻便领了回去。自然不免要猎奇地尝试几回，却无不废然而返。鲁迅说得好：“伟大也要有人懂！”所幸毕业清理时我没舍得扔掉它，携它回去。大二那年，我的猎奇心理再度爆发，坚持啃完了老弗的《精神分析引论》。心犹未餍，又将此书抓过来，一气读完。后来我也看过一点外国书，译文令人气丧。而这路边捡的十元译文竟能明晰，着实让人庆幸。这本书我至今仍想重读，这在当年买的那些书里，堪称独例。

    大学的头两年是在漳州郊区度过的。周边除了几家小饭馆和几家书店，一片荒芜。晓风书屋走的是高端路线，种类相对全，我一去便要从头至尾的捋一遍。那时无由来地觉得要补习古典文化，一面从图书馆借了唐诗论语回去琢磨，一面也想自己买一点。我在晓风买的第一本书好像就是俞平伯的《唐宋词选释》。因为底子太差，就着注释也半懂不懂。但当时想，一看就懂还算什么古典文学？于是咬牙硬读。实在不懂了，就为文“造”情。这经验训练了我读书不避繁难的因子。后来又陆续在晓风买了余冠英的《汉魏六朝诗选》、马茂元的《楚辞选》等书，读来就没那么费力了。

    漳州的旧书店，是朋友领我去的，藏在那堆饭馆后面的小巷里。印象最深的是那里的书论斤卖，这是我后来在山东、上海的旧书店都不曾经验过的。摸完书的手又涩又黑，这是在旧书店淘书最不愉快处。

    以上所谈，都是传统的买书。至于网购，是在我入大学时已经兴起的。我在电子方面永远后知后觉，但眼看便宜，也慢慢少在书店买书了。书店也还去逛，当作散心。偶尔也忍不住出手，要是碰到饭点，便独自到街对面的川菜馆点个盖饭，边翻书边等，十分充盈。有本陈鼓应谈《易传》的书，就是那时买的。然以陈先生执着于以道抗儒，这书我至今没读。在临毕业的兵荒马乱的日子里，这样“躲进小楼”的惬意光景，于我是难得而又不可少的。

    回顾这十几年的买书生涯，要问：“于我何有哉？”结果不过是空得了“一肚子不合时宜”而已。王静安先生有句“人生过处惟存悔，知识增时只益疑。”这话王先生可以讲，我辈还讲不得。这些年买书所得的知识，似乎还不足以“疑古”，却不免让我对“今”有些“疑”了，因为以书来看，实在是“今不如古”。而这话岂不正是“不合时宜”的么？那么，总该有些“悔”了吧？我想，“悔”也是有的，在今天还好买书的，剔除当生意做及装门面者——也或者这两类本是一类——外，有几个能“不悔”？但也无能太悔，太悔时，就定然不会再去买书，于从前的买书也要叹“悔不当初”，自然也不会来作这篇文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