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行长沙不负尔

    2010年，我从北京师范大学毕业，南行到长沙工作。除了几件换洗衣物，随身携带的就一套《李长之文集》。书很笨重，我却舍不得丢它到跳蚤市场。因它是我特别喜爱之物。工作这几年，换了几回住处，书却始终带在身边。可以说，我和这十卷本的大部头一直不离不弃，彼此没有辜负。

    说起来，我差点和这大部头擦肩而过。在学校图书馆翻书时，曾遇到这套书，不过那褐红色的封面，令我顿时没了兴趣。后来教授唐宋文学的刘宁老师说道，李长之是一个有大才的人，他年轻时和林庚齐名。林庚先生我是知道，他早年以“盛唐气象”和“少年精慎”享誉学界。李长之既与他齐名，想必书中很有些价值。回到图书馆，一股脑儿借了出来。抬回宿舍，室友都吃了一惊，以为我要做什么大研究呢。其实，我不过是在天气很好的时候，到紫竹院、双秀公园什么地方翻翻这本书。不看不要紧，一看《鲁迅批判》就使我折服了。写这书的时候，李长之刚刚从清华大学毕业没多久，大概25岁。可是他的见识已经使我很吃惊了。他以为“鲁迅本质是个诗人。”并认为“诗人的鲁迅，是有他永久的价值；战士的鲁迅，是有他的时代价值。”那是2008年前后，社会上正在热烈讨论“鲁迅是否该请出教科书”的问题，我从李长之这里得到很明确的答复，那就是鲁迅是伟大的，而伟大仅仅需要人懂。

    后来又阅读了其中的《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批评精神》《孔子的故事》等，我不禁佩服起李长之来了。他对于李白、司马迁生卒年的考辨，发现出刚健勇武的孔子精神等等，处处显示出学者的治学精神，而他的文笔又蓬勃爽利且富有节奏感。再加上处于新旧文化碰撞最为激烈的时代，而李长之这位新学人物竟然对传统文化有极大的温情和敬意。他以为传统文化好比地下的元宝，要经过仔细地研究和转换，才能变为我们今天通行的货币。至于他最拿手的批评，他以为“批评是反奴性的，凡是屈从于权威，屈从于时代，其中决不能有真批评。”这些锐利和明晰的见地，使我大为激赏。也难怪香港文学史家司马长风会推他为20世纪30年代“中国五大文艺批评家”之一。可惜那几年他在大陆并不知名。

    我以为自己发现了一位“隐藏的大家”，恨不得普天下人都一块来认识他。正好北京新闻出版局在搞读书月征文活动，就写了《迎中国的文艺复兴：纪念李长之诞辰100周年》的文章。居然得了二等奖，获得了当当网500元的购书卡。我便用那卡购买了一整套《李长之文集》，而这也是我在网上买书的开始。

    工作这几年，没有大把时间阅读。可是好好研究并推介李长之的念头越来越强烈。因为之前的阅读已让我慢慢地发现，李长之，原是很有故事的人。他在云南教书时，因为写《昆明杂记》，里头提到昆明的牛，就被昆明人误以为讥讽，而被赶去重庆了。在重庆，据牟宗三回忆，李长之发愿翻译康德三大批判，结果并没有译出来。后来他随国立编译馆到南京，他的好朋友季羡林刚回国，就住在他的办公室等候工作消息呢。建国后，他写出独具一格的《中国文学史略稿》，可惜很快被打成“右派”。他希望写出一部“像样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和美学史”的愿望终究落空了。晚年的他只能和老师宗白华一起，在西单武功卫的寓所，一起摩挲元明瓷器，追忆故国文明的华彩。他死于1978年，人生经历还有很多未知之谜。比如他如何从南京去了北师大当教授，1958年至他去世，除了编撰《新华字典》、校注《红楼梦》外，他还有没有别的成绩？

    为了寻找这些资料，我在豆瓣网上建立了“李长之小组”，如今已有200多位李长之的粉丝了。这些朋友都对李长之特别感兴趣，我也因此和他们建立了许多联系。四川乐山师院教书的王海涛老师，邮寄了他的《李长之学术思想研究》给我。南京大学一位现当代文学硕士也在做李长之年谱，我便把所有收集到的资料都交给他。最开心的是有些出版社编辑通过豆邮问我李先生后人的消息，他们希望出版他的书籍，我对此自然也知无不言。终于，这两年，《李长之文集》中的许多著作都出了单行本，他的《迎中国的文艺复兴》《陶渊明传》《德国的古典精神》《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等等，持续受到业界好评。

    如今，李长之已经从“隐藏的大家”的行列中走出来，成为文学研究界的一个新热点，但是关于他与罗家伦、尚传道、常任侠、老舍等人的研究，以及他晚年思考的文稿，仍有待学界进一步的研究。而我也已重返校园学习古典文献了，兴趣之外，和李长之先生在专业上又有许多契合处。对我来说，与《李长之文集》的缘分显然并未完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