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春绮的“文革”十四行诗

    一

    一个“文革”冬夜，摘抄辗转入手的《新诗集》，体验了“雪夜闭门读禁书”的况味。除了德国大诗人海涅，也记住了译者：钱春绮。四十多年后，偶读他的《十四行诗》，发现这位翻译家兼诗人，在我摘抄海涅的年代，正在诗为心声地为这场历史留下笔录。

    钱春绮原为职业医生，上世纪50年代初，因“不愿听人摆布”，以有关部门一道“永不录用”的指令，被迫弃医从文。正如他在《感谢海涅》里说：“亨利希·海涅，德国伟大的诗人/可以说，你对于我，有再造之恩/当我失去了工作，再无路可走/全靠翻译你的诗，才得以糊口”（以下引诗皆据《十四行诗》）。60年代，他以翻译海涅《诗歌集》、《新诗集》与《罗曼采罗》而声名鹊起，庆幸“坏事变成了好事”，自己“成为了一个自由人，游到了译坛，成为一名翻译家”，与此同时，也确立了雄心勃勃的译诗计划。

    然而，“文革”骤起，碾碎了他的译诗梦。钱春绮在1980年代的译诗后记里忆及这段遭遇：“在十年动乱中，藏书被洗劫一空”；个别“译稿因转移他处而未遇难”；更多译竣的未刊稿，或连同“藏书被抄”，“免不了毁于秦人之手”；或“随着全部藏书都被当作‘四旧’送到废品回收站化作纸浆”。这些“遭鼎镬之烹”的译诗稿有荷马的《伊利亚特》、歌德的《浮士德》与波德莱尔的《恶之花》。在《悼亡稿》里，诗人诉说了它们的归宿与自己的哀恸：“一朝被无情拆开，哀哉/你们将被送进造纸厂/粉身碎骨，被化为纸浆/我就像那母亲尼俄柏/把她十四个亲生子女/在一天之中全部失去”。

    熬过“文革”初期的疯狂岁月，深知再无可能从事译诗，钱春绮决意拿起诗笔，为自己谱出心曲，为历史留下实录。他在《转变》里说：“屈指我已经闲了十七年/我的笔竟然无用武之地/沉寂的文坛！荒凉的文苑/我只得抛弃幻想而转变/来写我自己所要写的诗”。诗里说“十七年”是指他被体制放逐的年份。《鳞爪》道出了他决定转变的良苦用心：

    所幸这些“非常不合时宜”的诗稿，并没有“埋没很长很长时期”，在诗人生前就得以付梓，便是这部《十四行诗》。他的“文革”诗最早系年为1971年初夏，其时，运动初期的疯狂虽已退去，但政治大气候依然严峻，诗人敢于留下诗稿偷藏私箧，仍需有相当的勇气。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他在“林彪事件”前就对“文革”开始了如此清醒的质疑与深刻的反思，以诗歌形式为“文革”史留下了一份知识分子的思想档案。作为读者，我虽非“博古之士”，却试图通过这些一鳞半爪的记录勾画出诗歌所投射的时代，用民族的劫难提醒亲历者，用历史的实相警示后来者。

    二

    我总是在写些一鳞半爪，不是为了马上拿去发表。我深知道我的这些稿子，它的内容非常不合时宜。我常看到许多古代作者，生前没有发表作品机会，等他死后过了很多日子，才由后人将它公诸于世。就让我的著作成为孤本，就以这种手稿样式保存，让它埋没很长很长时期。将来也许会有博古之士，能发掘出这些参考资料，探索这时代的精神风貌。

    “文化大革命”以红卫兵“破四旧，立四新”拉开大幕，对所谓牛鬼蛇神的抄家活动，假借着高尚的革命名义，摧毁了人类的优秀文化。而优秀文化最明显标志就是“封资修”的旧典籍，谁家藏有这类图书，完全可能祸从天降。钱春绮叙述了一位医生的壁炉故事：“就在那一年恐怖的时期/壁炉吞吃掉几百册图书/他把心爱的李白和杜甫/把经史子集和小说杂志/一本本扔进壁炉的火里/壁炉享受了好几天口福”。听完故事，诗人感同身受，他有着自家藏书与译稿被抄没的切肤之痛：“如今壁炉已不再生火/可是我眼前却仿佛看见/依旧有许多书本在燃烧/书也面临过悲惨的灾祸/人们竟被迫把文化遗产/狠心地扔进壁炉烧掉”。“文革”过后，钱春绮出访美国，在爱默生故居前，“猛忆起我自己的故居/我也曾藏有近万卷图书/到头来都被工宣队抄掉/世上有哪国会如此霸道/不肯让人民有权利读书/对文化来个革命大扫除”。这些十四行诗是诗人对“文革”抄家焚书的真实写照与痛苦追忆。

    不仅抄家焚书，数千年来先人创造的文化瑰宝也视为污泥浊水，一概归入荡涤之列。1971年，钱春绮夏游洞庭东山紫金庵，巧夺天工的16尊宋塑因远离尘网而暂逃一劫，他感慨吟道：“而在‘文化大革命’的风暴之中/你们又能漏网，免受池鱼之殃/啊，罗汉像，这是多么值得庆幸！”诗人后来知道，大足石刻也是如此，“幸运啊，由于远离城市/你们才安然苟全性命/逃脱史无前例的劫难”。但横江大网既已张开，漏网之鱼毕竟少数。次年夏天，诗人游杭州，亲见文物古迹普遭厄运：“玉皇山山顶道观已经被砸烂/净慈寺住着部队，变成了军营/虎跑寺几间荒殿堆放着柴薪/甚至连岳庙也不再供人游览”。如果说，在这些不满与质疑中，诗人仍不失含蓄，当目睹其祖先祠宇钱王庙改为动物园，便再也按捺不住愤慨，以诗诅咒道：“王侯让位给虎豹猿猴/并非衣冠禽兽的禽兽。”

    1973年夏季，钱春绮来到庐山归宗寺，只见“从前挂在禅堂里的一口大钟/由于它那沉重而臃肿的身躯/红卫兵们无法将它投进熔炉/被委弃在破墙边的荒草丛中/王羲之的墨池，已经不堪回首”。“破四旧”给文化名胜以毁灭性破坏，“文革”结束次年，他游《普陀山》诗说：“七八十座寺庙，一百多座茅篷/佛教四大名山之一的普陀山/你忍受了时代给予你的摧残/带着遍体鳞伤。躺在大海之中/海水冲洗不掉创口上的血脓/从前寺到后寺，又登上佛顶山/我惊叹这一场大动乱的灾难/僧徒俱已星散，庙宇洗劫一空”。

    相比对图书的禁毁与古迹的破坏，“文革”对文化价值观的颠倒黑白，其危害程度更是锥心入骨。1973年夏季，诗人游历庐山，巧遇归宗寺原当家和尚，向他诉说了经历的“种种苦况”：被迫还俗，娶了女尼。钱春绮听后写道：“不过，我想，他也尝到一些甜头/因为，他被强迫还俗，成立家庭/跟优婆夷共享人世间的爱情”，黑色幽默掩饰不去荒谬与苦涩。他寻访庐山脚下陶渊明遗迹，别说“也没有能保留一间诗人故居/作纪念馆之用，以供远客凭吊/甚至历代留传下的陶氏宗谱，也遭‘文化大革命’的劫火焚烧/无人敢将这唯一的文物保存”。

    这年，诗人还到过扬州，在史可法祠前，“庄严的题额已经被抹去/梅花岭吹来萧瑟的秋风/何处去凭吊抗清的英雄/漆黑的祠门森森地锁住”。他远眺祠中昂首挺立的两株银杏树，仿佛拟人化为披着青衫的老翁，冷言冷语数落道：“瞧你们编写的历史真糟透/英雄却原来是个刽子手/三百年留芳，一旦被批臭/竟不及我们这两棵古树/如今还受到尊重和保护/永远保持着清白的面目。”诗人尖锐抨击所谓“大批判”，完全在混淆是非、歪曲历史。行旅至镇江，诗人从金山寺自然联想到白蛇传：“我恍然间进入神话世界之中/仿佛又见法海站在山门外面/那白蛇精来了，又在兴风作浪/率领水族丑类，那些虾兵蟹将/串演一出新型武戏《水漫金山》”，讽刺的对象直指“文革”中兴风作浪的“丑类”。

    次年初夏，钱春绮西游洛阳，在白马寺吃了闭门羹，唯见门前伫立着“两匹被砍去耳朵的石马”，便私下发问：“随白马来的异国的高僧/竺法兰，还有，你，迦叶摩腾/你们可痛惜尽弃了前功/我无法凭吊你们的墓冢/来自远方的朝圣的旅人/见到的只是紧闭的山门”。他倍感欣慰在伊水边找到了白居易墓：“尽管到处有群魔在乱舞/却无人敢来挖你的遗冢/无人敢给你抹黑，啊，白公！”诗人深知，在人们的心底，是非不容混淆，黑白依旧昭昭。在西安，他徜徉碑林，坚信人类文化瑰宝是价值永恒的：“‘文化大革命’祭起了法宝/革文化之命，叫嚣扫四旧/也无法扫掉这宝中之宝”。

    “文革”过后不久，诗人朝拜孔庙，意味深长地“说道：夫子啊，你又经受了一次惊恐/又做了一场噩梦，不过，请不要介意/你是我国的国魂，打不倒的不倒翁”。在杜甫草堂，他讥刺郭老同时宽慰诗圣：“你也不再用害怕为了屋上三重茅/还会有人再给你扣上地主的帽子/‘文化大革命’，那阵妖风已经过去了”。

    三

    对中国人民与中华民族来说，“文革”是一场创深痛巨的劫难。期间，最基本的人权横遭最粗暴的践踏，整个社会的上上下下，少有人能始终维护住做人的尊严。钱春绮的十四行诗从细枝真实上刻录了“文革”是如何剥夺人的权利，践踏人的自尊，侮辱人的人格的。

    “文革”时期人人自危，销毁可能殃及自己或亲朋的所有图书信函，几乎是过来人都有过的选择。浩劫过后，钱春绮回顾这一场景道：

    我把你的信全都销毁了，那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我把你的信全都销毁了，又不敢抄下你的地址。

    我只剪下这短短的一行，你写的规规矩矩的汉字，留下了一段美好的回忆。

    如今，封锁的国门已开放，我常常想要写封信给你，却无法知道你的地址。（《地址》）

    覆巢之下，焉有完卵。“八亿人民，不斗行吗？”到处都是暴力与强权，人的尊严却扫地以尽。且看钱春绮笔下的《老教授》：“你还有资本，还有健康的身体/为什么英雄竟没有用武之地/你就像一棵藏在山里的巨松/这栋梁之才却遭废弃而不用/瞧你头发已花白，年已过古稀/你还得忍受红卫兵的鸟气/他们气势汹汹地闯进你家中/打破你秃头，抄去你写的稿子/勒令你每天在家门口扫地”。只要对读季羡林的《牛棚杂忆》与梁漱溟、刘节的“文革”日记，就可知道，诗人为“文革”初期众多的学者教授留下了真实写照。他的故乡有位罗医生，在那大革“资本主义尾巴”的年代，被剥夺了私人行医的权利，晚年潦倒，郁郁而死。《悼罗医生》就是写给他的悼诗：“你终于闭上疲倦的眼皮/离开你不想久留的戏院/你一生行了几十年的医/晚年却打破糊口的饭碗”；最终，“你以靠女儿供养为可耻/你于是免去后辈的负担”。诗歌行文平实，却借医生之口“常叹气说已不想再看”，屈折表达出对“文革”的批判。

    相比老教授与罗医生的命运，《悼汝乾》更是催人泪下。不知道这位汝乾究竟是谁，他不过是数以万计“非正常死亡”的“文革”受害者之一而已。钱春绮以诗抚吊友人：

    你像落叶般坠落入尘土，悄悄结束了人生的痛苦。我恍惚看到丈夫的一怒，因为士可杀而不可受辱。就像史册上无数的圣徒。绝不肯低头向强权屈服，你也不吝惜七尺的身躯，以一死进行无言的控诉。你留下两个弱小的孤女，你怎么忍心离她们而去，让她们一朝失去了慈父？

    最可悲，你那未亡的孀妇，她甚至不敢收你的遗骨，不敢抚遗尸而流涕痛哭。

    十年浩劫中，像汝乾这样“士可杀而不可辱”的文化人，从傅雷、老舍等名人排起，实在太多。这首诗是真实的素描，全景描述了一位文化人的悲剧。他不愿忍受“文革”对人权的蹂躏，对人格的凌辱，不惜抛下两个挚爱的幼女，以一死抗争强权。这种“丈夫一怒”，当时必被扣上“自绝于人民”的屎盆。诗的结尾对其遗孀的刻画可谓入木三分，明明悲痛欲绝，却不得不出于“划清界限”的考虑，佯装出死者“罪有应得”而与己无关的镇静冷漠。这首诗实录了那段历史的真实细节，尽管不足称史诗，但却无愧于诗史。如果说，杜甫有《三别》刻画了安史之乱带给人民的苦难，这首《悼汝乾》不啻是一首《生死别》，足以成为控诉“文革”的泣血诗章。那些不知“文革”为何事的人，那些仍为“文革”唱赞歌的人，读读这首诗吧！历史还能重回那样的年代吗？

    这种非正常的生死别，在夫妻之间，在亲子之间，在手足之间，在挚友之间，在“文革”中实在司空见惯。钱春绮在《痛苦圣母》里指出：“一千九百六十年以降/我们依旧有许多人子/在十字架上忍受磔刑/我们依旧有许多母亲/含泪痛哭受难的儿子/像那位痛苦圣母一样”。诗人在这里显然超越了实指的境界，而把“受难的儿子”指代为当时的人民，将“痛苦圣母”隐喻为祖国母亲，人民在受难，祖国在哭泣她的子女。

    四

    我只剪下了短短的一行，我把这纸片夹在字典里：“窗外下雨了，雨丝就好像从我眼睛里流下的眼泪。”

    面对“文革”期间的种种倒行逆施，钱春绮尽管充满愤慨，却敢怒而不敢言。有时，他会自我解嘲：“我的财产只有空酒瓶/红卫兵不屑光顾寒门/而且，多欣慰，我的子孙/无须埋怨自己的出身”，揶揄当时大行其道的“唯成分论”。在红卫兵抄家当口，他抱定顽强的信念：“你们尽管搜查，你们尽管抄家/你们尽管搬走我的一切动产/可是你们奈何不了我的时间/总得要把这笔财产给我留下/让我自己利用/你们无法没收，你们无法充公”。

    在十年浩劫中，钱春绮既不是大义凛然挺身而出的张志新式的英雄，也不是绝不低头以死抗争的傅雷式的节士，他虽然明辨是非，却只是一介小民。“文革”后期，诗人有《雏鸡》题画诗。1974年春季，“反击美术领域文艺黑线回潮”时，京沪有所谓“黑画”展览以供批判用。也许，钱春绮看到的《雏鸡》就是其时“黑画”之一。只见画面上，“这些弱小的六七只雏鸡/不寻觅青虫，不寻觅蚯蚓/睁着它们的愤慨的眼睛/尽对着上空在怒目而视/它们显露出何等的敌意/是否有高高在上的苍鹰/正在盘旋着，拍击着青云/给它们制造生命的威胁”。诗人与画家“心有灵犀一点通”，低吟道：“画师的妙手！画师的感情/给我们画出现实的画图/在含蓄之中隐喻着深意/仿佛是赤手空拳的小民/面对着操刀而割的屠夫/他们别无有抵抗的武器”。诗人指出的这种“尽对着上空在怒目而视”的愤慨与敌意，在“文革”后期具有一种普遍性。正是这种愤怒的地火，汇成了1976年以“天安门事件”为代表的强大抗议运动，为终结浩劫“奠定了伟大的群众基础”（《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接踵而来的历史性转折，诗人有《1976年》诗抒发了“十亿人民都拍手称快”的喜悦。

    雨过天青，痛定思痛。与全国人民一样，钱春绮对“文革”也有自己的思索。“文革”期间，红卫兵“破四旧”，造反派“打砸抢”，都堂而皇之借“革命”之名粉墨登场。而当年某些“革命者”，在历史的转折中却沦为“反革命”。诗人为这类人也画了肖像：

    你总认为你没有问题，他们却断然逮捕了你，把你送进了劳教农场，刑满多年才将你释放。你总不理解所犯何罪，你感到冤枉，感到后悔：辛辛苦苦为革命卖命。结果却变成了反革命。

    难道你真的完全无罪？助纣为虐不就是罪人？你没在一旁呐喊助威？

    你还认为你有点微功？你还认为你忠心耿耿？

    其实你曾经做过帮凶。（《罪人》）

    诗人的反思是深刻的。“文革”浩劫之所以在中华大地上肆虐十年之久，姑且不论部署决策者与助纣为虐者，即便那些只在天安门前手挥《语录》的拥趸，也在客观上为这场运动“呐喊助威”，便不能说自己“真的完全无罪”。只有每个从“文革”走来的中国人，都承担起自己在其间不能推卸的那份责任，来一场“剥洋葱”式的清算与忏悔，才真有可能告别噩梦，“不走老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