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学家希望通过观察、记录和分析发现一个新世界。在我们这个时代,博物学家已经是个比较稀罕的职业,但是在19世纪末期科学高度分工化和专业化完成之前,博物学家却是探索世界的主力。随着近年来博物学的复兴,曾经尘封在档案中的博物学家们也开始逐渐走向公众视野。
《伟大的博物学家》([英]罗伯特·赫胥黎主编,王晨译,商务印书馆2015年1月第一版)以伦敦自然历史博物馆的珍贵而精美的藏品为基础,记述了39位博物学家探索自然世界的历程。这些博物学家当中既有亚里士多德和达尔文,也有对公众来说并非耳熟能详却在博物学研究历史上写下浓墨重彩一页的人:前往热带地区苏里南观察昆虫变态的玛丽亚·西比拉·梅里安,远征北极、发现阿拉斯加的格奥尔格·斯特勒,随詹姆斯·库克船长远航澳洲的约瑟夫·班克斯……这39位博物学家的故事串联在一起,就是一部人类不断发现新世界的史诗。
博物学家发现新世界,首先是对自然世界的发现。本书第一部分“古代先知”中提到,早期的博物学研究起源于古希腊、古罗马时期,因此研究的地理范围也仅局限于地中海沿岸。在文艺复兴到来之前,博物学的研究基本上停滞不前。文艺复兴是西方学者思想上的一次解放,而伴随着哥伦布发现美洲、麦哲伦环游世界之后地理大发现时代的来临,西方博物学家以极大的热情和惊人的毅力投入到博物学研究中去,迫不及待地奔赴美洲、非洲、亚洲和北极。在这个过程中,无数新的物种被发现,大量鸟类、鱼类、哺乳动物和昆虫的标本被运往欧洲供博物学家研究,这种井喷式的发现反过来又促进了生物学体系的构建和方法的完善。
还有一个层次上的发现意义同样深远,即博物学家对微观世界的探索:作为第一位职业科学家,罗伯特·虎克使用显微镜对蚂蚁、跳蚤和蚊子进行了令人惊叹的观察;而在他的启发下,荷兰布匹商人安东尼·范·列文虎克发现了细菌,创造了微生物学,实现了生物学在17世纪最伟大的一次进步,我们说这是科学史上最具里程碑意义的事件之一也毫不为过。
蓬勃发展的博物学,在使得博物学家的眼界大大拓展的同时,也促使他们从花草鸟兽出发,思考世界更本质的一些规律。因此博物学家发现新世界,意义更重大的也许是对本质规律的挖掘和对精神世界的重塑。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欧洲科学或者说是自然哲学的研究都笼罩在神学的阴影下,但是随着博物学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博物学家开始质疑这样的信条。在《伟大的博物学家》一书中就有这样一条脉络,而对神学更大的冲击则来自查尔斯·达尔文和他的进化论。这些博物学研究,将人们的思想从神学的禁锢中解脱出来,是对由天文学革命掀起的科学浪潮的继承和发扬,更是理性之光的再一次闪耀。
不过这种对精神世界的重塑,在肯定人类智慧的同时,却并没有消解博物学家对自然的敬畏,反而使这种敬畏与日俱增。
该书题为《伟大的博物学家》,但如前所述,书中展示的标本和插图大多来自伦敦自然历史博物馆,因此除了几位研究北美自然世界的美国博物学家外,这群伟大的博物学家全部来自欧洲。事实上,中国在历史上同样具有悠久的博物学传统,沈括、徐霞客、李时珍等人的成就与书中提到的大博物学家相比毫不逊色。即使将目光放在欧洲,从该书选材的时间范围来看,似乎不应该忽略被誉为“昆虫界的荷马”的法国著名昆虫学家让-亨利·法布尔。
将39位大博物学家呈现给读者,这是编者综合考虑后的选择,该书展示的发现新世界的历程已经可以让读者领略到这些博物学家为貌似混乱的自然世界带来秩序的努力,也促使读者去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这些伟大的博物学家不仅教会我们如何去理解这个世界,同时更提醒我们如何去善待这个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