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医生当作家是一件很自然的事。医生和作家面对的都是人,工作的主要内容都是观察人、了解人,医生虽然要看病,面对的是人的身躯,但是他必须了解这个人的喜怒哀乐、性情思想等内心活动,才能真正医好这个人,这些人之内心的东西,正是作家需要关注的。当然,医生和作家都要具备人道主义的关怀之心,二者都有很强的人文性。
——刚推出新作《一个医生的故事》的协和医院妇产科教授郎景和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强调人文精神对医疗工作者的重要性,谈到医生和作家的关联和共性时说。(《新京报》“书评周刊”2015年3月28日,《“医生不是科学家,我们面对的是活生生的人啊”》)。
在当下谈论海子更多的时候成了一种流行的消费行为。在我看来海子现象已经成为当代汉语诗歌生态的一个经典化的寓言。换言之,就海子的诗歌和人生,可以反观中国当代汉语诗歌生态存在的种种显豁的问题和弊病。海子在接受和传播过程中被不断概念化和消费化。揭开中国当代汉语诗歌生态问题的序幕必须从海子开始,此外的任何诗人都不可能替代海子,因为在当下甚至多年前海子已经成了“回望80年代”的一个标志性符号甚至是被人瞻仰的纪念碑。
——面对一波一波的“海子热”,诗人、评论家霍俊明在《海子需要的不只是一年一度的赞美》一文(《北京青年报》“文艺评论”2015年3月27日)对此有冷静认识。
当骆以军将后现代小说的文体实验走向极致之后——故事被剪作碎片,甚至语词也只是碎片的组合——这种形式创新本身固然是对于小说本体性的探索,对于虚构疆域的开拓,可是当此种叛逆性张扬到不忍卒读,此种叛逆是否还具有价值?……至少我并没有看出《女儿》华丽的语词实验背后有何意义,或许有人看出了,那也好,证明浅薄的我杞人忧天,后现代艺术也在回归意义;如果没有,那也无妨,或许恰恰暗合了作家的初衷。
——作家钱佳楠在阅读台湾作家骆以军长篇新作《女儿》后撰文《〈女儿〉究竟在写什么?》(《南方都市报》“阅读周刊”2015年3月29日),表示被其“奢靡到极致的语词、联翩如盛宴的联想以及细腻而丰腴的感受所打动”,但对“这些文字碎片组合起来究竟是一个怎样的故事”颇觉困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