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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元化认识黄炎培是缘于在黄炎培主办的《展望》杂志作编辑。
上海雁荡路复兴公园大门对面，坐落在南昌路路北，有一幢灰色楼房，解放前它原是中华职教社的所在地。当时《展望》周刊的办公室就设在这幢大楼二层的一间大房间内，从1948年初秋到1949年3月《展望》被国民党反动派查封，王元化在这里工作了半年有余，与黄炎培结下了友谊。
王元化受命到《展望》工作前，刊物已出到第3卷。这是一个时事述评的综合性刊物，每期约4万字，设有固定的专栏、专论、通讯报道等。
“那是1948年9月下旬，有一天，唐守愚代表上级党通知我:黄炎培要求党派个人去负责编辑《展望》，组织上决定派我担任这项工作。由于考虑到今后我的工作环境，组织决定和我单线联系。”王元化后来忆述道:“每逢我到这座大楼去的时候，需要高度集中自己的注意力，因为敌人知道《展望》就设在这里。我得时刻警惕着，提防特务盯梢。同时也多少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不知道敌人什么时候会采取突然袭击，对《展望》下毒手。我必须随时作好准备。那时一切进步报刊几乎都停了，《展望》是由上海地下党所掌握的惟一刊物。它奇迹般地得以支撑下来，主要是由于任之(黄炎培)先生的社会地位和声望。这刊物是他主办的，敌人不得不存有顾忌，自然这是有限度的。”
正值上海初秋，王元化走上中华职教社的二楼，第一次见到黄炎培，那时他已六十开外。当时王元化对黄炎培用了王清园这个化名。黄炎培就问道：“王先生，你能不能把你的真姓名和地址告诉我？”事前唐守愚认为名字可以告诉黄炎培，以便在危急时可得到他的通知。王元化如实说了，同时也请求他在《展望》危险时立即通知本人。
谈到编务时，黄炎培提出要王元化负责，并提出把每期刊头下的短论也交给王元化来写。王元化则说还是请他本人撰写。短论实际上是代表《展望》立场和态度的社论性文章，过去是他以“同父”的笔名写的。和黄炎培关系密切的杨卫玉，也以“媛”的笔名写过几篇(直到《展望》被查封前一期，由于他已不来社，王元化才以“万殊”笔名写了最后一篇短论)。两人经商议，王元化答应写《周末专栏》。专栏一开始就用的是“仲亨”的笔名，撰稿者虽然换了好几个，但仲亨笔名一直沿用下来。王元化从第3卷第3期起由第一篇《飞虎将军张开了虎口》(评陈纳德声言将率其飞虎队空军“参加中国之剿共战争”)，至被查封前一期《孙内阁垮了台》，共写了50篇。现在这些文字经过精选被收入《集外旧文钞》一书。至于黄炎培要王元化对编务负责问题，王元化则提出自己把每期编好的稿子仍请他审阅签字发排。他同意了。这也是事前王元化和唐守愚谈过，按他的意见执行的。
那时《展望》编辑只有两个人，一是王元化，另一位是黄炎培派给他的助手李国全。小李主动向王元化提出由他到容易引起敌人注意的信箱去取稿件和来信，跑印刷厂送稿发排，并由他一人校对全部校样。王元化每周只要两个半天到《展望》去处理编务，包括他写的《周末专栏》都是利用这两个半天在编辑室内草就的。
王元化记得：“《展望》特点首在‘一周展望专栏’，每期四篇，按期由固定撰稿人撰写。‘一周政治展望’是陈虞孙以张绍贤笔名写的；‘一周战局展望’是姚溱以波光笔名写的。经济方面和国际方面分别由钦本立(笔名柏苍)和石啸冲(笔名丁蕾)执笔。前两位作者是上海地下党负有一定责任的同志，可以直接传达党的声音，从而成为《展望》重点文章。在我接任《展望》编务后不久，姚溱被敌人逮捕了。当时唐守愚匆忙来找我通知此事、决定‘一周战局展望’不能停，仍要用波光笔名继续发表，尽量保持姚文的原有风格笔调，以免敌人察觉，否则对姚和刊物都不利。这项任务由老唐本人来担当。所以当我去编《展望》时，‘一周战局展望’除头一两篇，都是老唐写的。”
《展望》杂志是敌人统治下党直接掌握的公开刊物，用这一小小阵地作着孤军奋战的搏斗。国民党散布了大量谣言，在群众间制造混乱，对此《展望》尽量发表一些反映解放区和党的政策的真相的文章。
在当时，《展望》是不能直接宣传党的政策和刊登新华社电讯的，必须遵守白区工作合法斗争方法，不得不采取迂回曲折的办法，利用英美等外国电讯和报章甚至国民党的电讯报章透露出来的消息以及它们之间互相矛盾的报道，把真相告诉读者。王元化回忆说:“记得当时最吸引我们注意的，是关于一些被解放军遣返回籍的被俘蒋军或由新解放区出境的商人和小公务员的谈话报道，其中自然有记者捏造的诬蔑不实之词，但也有一些稍经沙汰就可看出真相的报道。这是可以用来击破敌人造谣中伤的最好铁证，它们最有说服力。张绍贤、波光和一些通讯报道的作者，都善于抓住这类资料，写出揭穿敌人谎言的文章。”
在回顾与黄炎培以及《展望》周刊的关系时，王元化强调:“这里还需要说明《展望》的另一性质，就是它发表的文章在观点上并不是清一色的。有一件事我记得很清楚。1949年初，战火日渐逼近国民党京畿，国民党在宣传上发起了一场和平攻势。这一手起了一定的混淆视听作用，甚至连一些拥护共年党的进步人士也难免被其所惑。为此，《展望》在第3卷第3期上发表了同父的短论《一点原则》，同期还发表了‘一周政治展望’专栏文章《南京的‘和平’》。这两篇文章存在着明显的分歧，前者对国民党带有某些幻想，把和谈比作做买卖，告诫国民党放弃独裁，接受民主，把‘窄窄地开了一条缝’的和平之门敞开来。后者却针对当时蒋介石发表的文告，揭穿蒋政权保持法统、保持军队作为先决条件的假谈真打的和平阴谋，暴露了蒋介石在文告中所谓‘今日时局为和为战，人民为祸为福，其关键不在政府’这种假借和平把内战责任嫁祸共产党的居心。这期《展望》出刊后，编辑部收到许多读者来信，对同父的短论提出质询和异议。我把这些信拿给黄炎培看，他一一细读。我向他提出，在下一期‘信箱’中，要选刊几封来信，他同意了(后来就以诸家名义发表了《是真的‘和平’吗？》几篇来稿)。他能够这样做是不容易的。”
王元化在《展望》工作期间和黄炎培是融洽的，黄炎培当时对王元化这样一个青年是信任的。黄炎培经常告诉王元化一些重要消息。张治中在去北平和谈前来上海找过他，他把谈话内容和他的个人分析详细地告诉了王元化。一直以来，王元化对他的工作认真和生活朴素是佩服的，在王元化印象中，即使在寒冬腊月，黄炎培总是穿一身中山装，而自己穿着厚大衣。黄炎培冻僵了就从写字台边座位上站起身，在室内走几步，搓搓手，又坐下继续办公。
他们之间也发生过一次争执。王元化到《展望》不久，敌人要查封这个刊物的消息传来，风声鹤唳，传说纷纷。有一天，王元化挟着一包稿件走上大楼的办公室，发现偌大的一间房子变得空荡荡。小李紧张地跑到他面前说，外边风声紧，黄任老他们都避开了，要他赶快出去。这次查封《展望》传闻并未变成事实，不久黄炎培和其他人又回到《展望》办公。王元化去上班后，就按照组织指示，向他提出召开编辑会议，并在会上提出他不事先通知自己的质询。
黄炎培在会上说:“你是主编。”意思是王元化应承担一切责任，这使王元化有些意外，立即反驳他说:“我一来就和任之先生商定，我负责编务。任老你应在政治方面负全责。你知道这方面我无能为力，你是完全有办法去应付的，怎么事到临头又变卦了？”他听了不做声了。组织上还要王元化就薪金问题(一月只有数美元不足十日之粮)提出意见，由于是关系个人的事，王元化就没有向他提出了。王元化认为:“这是我和他之间惟一一次的不愉快。”
上海局势日渐恶化，王元化接到组织上的指示，除非敌人查封，《展望》决不自动停刊。王元化把这一指示作为个人意见向黄炎培提出，他同意了。然而由于环境险恶，王元化不再到《展望》上班，只和小李每周在事先约定的不同地点见面，把自己写的和组织上关照的稿子交给他。这样一直坚持到1949年3月18日3卷18期出版为止。那时黄炎培和《展望》部分人员也早已不去办公，只留下少数几个人。据说后来由三名国民党宪兵来社查封，没发现搜觅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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