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新思想介入当代文学
位于北京潘家园附近的华威北里48栋楼,是我经常造访的地方。文学界有许多知名人士住在这里,比如邵燕祥、程树榛、杨匡满、宗鄂、韩作荣、叶延滨、郑伯农、雷达、石湾、张同吾、陈染等人,2015年1月2日离开我们的著名文学理论家、评论家顾骧也住这栋楼的16层,与杨匡满比邻而居。
春节期间,去看匡满,按门铃时,情不自禁地转过身,看着那扇黑色的铁门。我不止一次按动过这扇门的门铃,每一次按,都会等待很久,一阵窸窸窣窣的脚步声过后,主人才会把门打开,一边客气地说“久等了”,一边摆手请我进门。这个人就是顾骧,这个人已经去了天国。
顾骧个子在165厘米左右,戴一副眼睛,看人的目光友善、慈祥。他穿一身笔挺的西装,外穿黑色呢子大衣,身材虽然不高,但清癯、洒脱,一招一式,儒雅、高贵。后来与顾骧多次参加研讨会和宴会,他总是西装革履,待人接物,有礼节,有风度。
对顾骧,怎能陌生。作为上世纪颇富朝气的文学理论家和评论家,他的文章对我们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我是八十年代的文学青年,那个时代的思想启蒙和观念更新,依然是我思考与写作的文化养分和价值基础。比如,顾骧关于人性与文艺关系的考察,关于人性对文艺创作的影响,有宽泛的理论视角,是高屋建瓴的阐释,给新时期的作家提供了重要的启示。那个时候我正做剧作家的美梦,先后发表了两个剧本和若干戏剧、电影评论。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也是我经常光顾的地方。我发现,作为文学理论家和评论家的顾骧,对戏剧的研究有功力,更有见地。这个时候,我读到顾骧的《客观再现与主观表现相结合——北京“人艺”演剧学派的现实主义美学特色》,自然深化了自己对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所演剧目的理解。有一次与顾骧谈话剧,他问我喜欢“人艺”的哪几部剧,我回答:《绝对信号》《车站》《红白喜事》《狗儿爷涅槃》。他哦了一声,说:“都是八十年代的戏。”我说:“八十年代我愿意看戏,也想当剧作家。”他若有所思地点点头,没有说什么。
八十年代之于顾骧的重要性,在于他以新的思想意识介入当代文学、戏剧的研究与批评,并以自己的研究成果和批评行为,反思“左”的意识形态对文学艺术创作的负面影响,对知识分子心灵世界的戕害,从而肯定改革开放的必要性和必然性。
协助周扬起草“异化”论
2003年6月,文汇出版社出版了《晚年周扬》,这是顾骧的一部新作。2005年夏天,我买到这本书,据说这本书有争议,做了较大的删改才得以出版。我认真阅读了《晚年周扬》,我看到了周扬的影子,那位高高在上的周扬,“四条汉子”的周扬,让许多作家、艺术家心惊胆颤的周扬,复出后又屡屡鞠躬道歉的周扬,在我的眼睛里渐渐清晰起来。原来的周扬也是一腔热血、浑身是胆的。
同时,这本书也让我了解到一个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这个历史事件,就是1983年3月7日周扬在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学术报告会所作的主旨报告《关于马克思主义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以此引来胡乔木的严厉批评,引发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争论,以及“二十八”天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那一年我20岁,对文学、戏剧充满豪情,几篇稚嫩的文章腼腆露头,作家梦五颜六色般开始了。
已是文坛骁将的顾骧,在这年的1月,被周扬找去。王元化、王若水、顾骧被周扬确定为报告起草人。2月,周扬、王元化、王若水、顾骧来到天津,进入工作状态。根据周扬的意见,报告分四个部分:第一,保卫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后来改为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学说);第二,要重视认识论问题;第三,马克思主义与文化批判;第四,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关系。工作进行中,王若水因家事返京,起草任务自然由王元化和顾骧承担,王元化写二、三部分,顾骧写一、四部分。当顾骧写出第四部分的初稿时,周扬有了新的想法,他对顾骧说:“我考虑了好久,还是要写‘异化’。”对于周扬的想法,顾骧有心理准备。他说:“周扬在1964年召开的社会科学部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就曾提出‘异化’问题,还受到毛泽东的称赞,但那篇讲话是‘左’的,是所谓‘批修’的。周扬是现实感强的理论家。文革后,对这一理论有了新的感触,就如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国家知识界对这一理论发生兴趣、寻找说明当时社会问题的症结的理论根据一样。他在这前两年即1980年9月在中央高级党校的讲话中,便已用很长的篇幅,讲了‘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实际上他在马克思忌辰的讲话基本论点,在这个讲话中都已谈到了。”
开始,顾骧有点为难。尽管从1980年起,他写了一些文章,也论述过“异化”问题,但对“异化”理论没有系统研究。好在顾骧在中国人民大学读研究生时,马奇教授在辅导顾骧阅读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时,接触了“异化”理论。走出大学的顾骧,担负起繁重的教学工作,主要讲哲学原理和艺术概论,对“异化”理论疏远了。文革十年,西方“异化”理论色彩斑斓,什么法兰克福学派马尔库塞的总体异化论,什么萨特的存在主义异化论,什么西方马克思主义关于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异化的理论,与中国学术界和学人的距离有一点遥远。因此,顾骧建议请王若水再到天津,起草“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章节。周扬坦率地说,若水家事重,还是我们两人写吧。顾骧遵命。顾骧从天津市委宣传部图书资料室借来参考资料,以周扬在中央高级党校讲话稿为基础,又与周扬面对面讨论,写出了“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初稿:一,何谓“异化”;二,马克思“异化”论与黑格尔、费尔巴哈“异化”论的区别;三,克服一切形式“异化”,人的全面解放,是无产阶级人道主义观形成的关键;四,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异化”;五,社会主义社会“异化”的表现形式;六、社会主义社会“异化”与资本主义社会“异化”根本不同;七、社会主义制度本身存在克服“异化”的条件;八、“改革”是克服“异化”之途。
撂下笔,顾骧缓了一口气,喃喃自语:“异化与改革挂上了钩,他是力图用异化理论对改革作论证。”周扬的心思,顾骧看懂了。
写文章为周扬翻案
没有看懂的是胡乔木。1983年3月10日,胡乔木在周扬的家谈了对周扬报告的意见。3月27日,周扬给胡乔木、邓力群、胡耀邦的信中,对胡乔木的讲话进行了描述——
3月13日、14日上午胡乔木同志约请夏衍、郁文、贺敬之、王若水等同志在我家谈话,主要是谈对我的讲话、对王若水文章,以及对文学上的现代派的意见。对我的讲话,主要是认为人道主义讲得不充分。乔木同志说他是一个热烈的人道主义者,他主张提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认为没有把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和资产阶级的严格地区分开来,而对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更充分地发挥。文中我提到了马克思主义者的人道主义,这和乔木同志所赞成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并没有根本不同。当时我还问了一句我的讲话是否要改了以后再发表,他说可以出单行本时再改,再详细发挥。我没有听见乔木同志说他是正式代表耀邦同志来同我谈话的,而且耀邦同志退回寄给他的清样也没有这样的批示。对王若水同志讲人道主义的文章,主要是批评他的“怪影”比拟不伦。对现代派,认为要批评。
因为我在那天谈话中,把克服“异化”和体制改革联系起来,认为这样才不致流于空谈,才能和当前贯彻中央的改革精神联系起来。也许这样联系是不适当的,所以,第二次他又在电话中提醒我“异化”是一个重要问题,有争议的问题,要我多加考虑,但也没有说什么不同的意见。
显然,胡乔木对周扬的报告是否定的。几次针对周扬报告的会议,胡乔木不仅参加,还发表了长篇讲话。压力巨大,周扬在1983年11月6日,以与新华社记者的谈话形式,做了检讨。
顾骧经历了周扬报告从起草、宣读、发表,到质疑、批评、检讨的全部过程。尽管顾骧为了分担周扬的压力,在会议上说明周扬报告的第四部分“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是自己执笔的,毕竟是八十年代了,打倒一个人,打倒一大片的历史倒车不敢明目张胆地行驶,顾骧没有被处分。不过,被晾到一边却是事实。这期间,周扬没有停止思考,顾骧也没有停止思考。1984年12月,顾骧写了《兰叶春葳蕤——读周扬同志近两年来的文艺论评》,对周扬近两年的文艺评论进行了审视与思考。在文章中,顾骧写道:“周扬同志近两年的文艺评论,还广泛接触到文学创作、古典文论研究、音乐、曲艺、杂技等方面问题。其中涉及文艺的继承与创新,民族特点,艺术语言等等理论,阐述了许多重要的文艺思想。他认为中国文艺理论争论了上千年的文与道的关系、文与艺的关系都值得研究。他认为古代文论里‘有道有艺’、‘言之有物’颇有道理。他认为艺术要‘留有余地’,这是文艺创作的重要原则之一,这句话曾被毛泽东同志引用过。语言应当精练,这就是‘留有余地’的艺术原则。”
这篇文章写于第四次作代会之前,发表于第四次作代会之间。那时候,我正对西方浪漫主义文学和启蒙主义文学如饥如渴地阅读,对中国当代文学也不敢怠慢,尤其是新时期以来的代表作品基本接触、浏览。遗憾的是没有注意到顾骧的这篇文章,当然不会知道这篇文章背后的故事。20年后,在顾骧的家,他向我谈到《兰叶春葳蕤——读周扬同志近两年来的文艺论评》写作、发表的情况。1984年9月3日,胡耀邦会见全国企业领导班子建设工作座谈会代表时,讲道:“除‘三种人’以及经济上严重犯罪、刑事上严重犯罪和严重违法乱纪的人以外,对说了一些不正确的话的同志,不要动不动说人家不同中央保持一致、不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搞资产阶级自由化。”1984年12月2日,胡耀邦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讲话,其中谈到:“任何事情都要受理论指导。理论要根据实际的发展而变化。完全雷同的、一成不变的实际是没有的。既要注意理论问题,又要注意实际问题。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很多东西创始人过去未看过。马克思未看过电灯,恩格斯未看过飞机,列宁未看过电视。宣传部门要想从马克思主义中找包医百病的现成药方是没有的。时代发展了,我们应该丰富与发展马列主义理论。现在最大问题是搞‘翻两番’,要投身到现代化中去研究马克思主义。那是汪洋大海,很多东西书本上没有。”胡耀邦掷地有声的谈话,让顾骧感到了春天的温暖。他一直为周扬鸣不平,就想写一篇文章,为周扬翻案。文章写好后,得到《文汇月刊》主编梅朵的肯定,很快,文章在《文汇月刊》发表,很快,《人民日报》全文转载。
“我的遭遇太微不足道”
顾骧的家有一点窄,他靠在小客厅西侧的沙发上,目光漂到很远的地方。沙发上端的墙壁,挂着横幅,书有“煮默斋”三字,这是顾骧的斋号,书写者为著名书法家钱君匋。我对顾骧说,我想读《兰叶春葳蕤——读周扬同志近两年来的文艺论评》,他思忖片刻,缓缓走进书房,拿出一本书,坐回沙发上,把书翻开,说:“这本书有你想看的文章。”说完,就把书递给我,又说:“书就送你了。”
书名为《海边草》,是顾骧的一本文学评论集,1996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书中的第一篇文章就是《兰叶春葳蕤——读周扬同志近两年来的文艺论评》,第二篇则是《当代知识分子的心声——〈周扬近作〉编后札记》。谈到这篇文章,顾骧的眼睛亮了,他再一次把我领到昨天。1984年的下半年,很多同志希望中央能为病危的周扬平反。习仲勋请示胡耀邦后答复,可以将遭到批判的《关于马克思主义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重新发表,以此证明周扬没有错误。怎么重新发表呢?最后大家的意见是,为周扬出版一本书,把这篇文章,也就是周扬曾做的报告收录书中。胡耀邦同意了这个建议。
1985年1月,也就是《兰叶春葳蕤——读周扬同志近两年来的文艺论评》发表后不久,周扬的夫人苏灵扬和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张光年找到顾骧,希望顾骧承担编辑《周扬近作》的工作。顾骧当仁不让。《周扬近作》编辑完毕,顾骧写了《当代知识分子的心声——〈周扬近作〉编后札记》。在文章中,顾骧公开、正式地评论了周扬的报告《关于马克思主义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他说这篇文章“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从世界观高度较全面地、系统地清算三十几年来‘左’的思想政治路线的理论文章,也是为蓬勃兴起的城乡各项事业作理论上论证的,具有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著作。这篇文章,是周扬在新时期十年中理论建树的高峰,或许也是十年中思想理论战线具有重要理论、学术价值的著作之一”。
顾骧的文章在《文汇报》发表,反响广泛。不久,于光远编选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纪念论文选,选入周扬的《关于马克思主义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并以周扬的文章名作为书名,书出版的署名为“周扬等著”。这说明,周扬的文章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也经受住了真理的检验。
1985年,顾骧从中宣部调到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部工作。其中一项重要的工作,组织茅盾文学奖的评选工作。本来可以在文学评论领域大展身手的时候,接二连三的政治事件,让他郁闷起来。1987年初,胡耀邦辞去中共中央总书记职务,随之文艺界兴起批评资产阶级自由化活动,本来要去波兰访问的顾骧,其名字被有关部门从出访人员的名单中勾掉了。第三届茅盾文学奖的评委资格被质疑,有关领导示意顾骧递交一纸检讨,也许可以保住评委的职务。顾骧苦笑一下,拒绝了。
12年以后,顾骧在《晚年周扬》一书中写道:“我未予理睬,没有任何反响。结局也就可想而知了。该届茅盾文学奖评委我榜上无名。茅盾文学奖评奖活动结束后,很快通知我办理离休手续,行政职务自然也随之解除。这一切对我来说,都没有太当一回事……比起周扬,比起王若水,我的遭遇太微不足道。”
最后的告别
2015年1月5日上午,在北京八宝山公墓,我们与顾骧最后告别。躺在鲜花丛中的顾骧,已经不是谈笑风生的顾骧了,他依然穿着西装,系着领带,依然有条不紊,彬彬有礼,只是躺下了,永远躺下了。
顾骧生于1930年,1944年参加新四军,早年在新四军苏北文工团、苏北华中工委工作。1955年到北京工作,在文化部出版局、中央文化学院、中央音乐学院当教师。1972年到国务院文化组工作,1980年到中宣部文艺局工作。1985年到中国作家协会工作,在创作研究部副主任岗位上离休。回到“煮默斋”,顾骧勤奋煮墨,写文学、戏剧的评论文章,写思想性、回忆性随笔,写周扬的专论,写抒情散文、诗词。2009年作家出版社出版的《蒹葭集》和2010年商务印书馆国际出版公司出版《也爱黄昏》,顾骧均签名、钤印赠送给我。对散文、随笔,我如醉如痴,顾骧的著作沐手拜读,往事与意境,识见与激情,思想与经历,批判与展望,在我的内心世界勾勒出一个完整的精神图卷。
进入耄耋之年的顾骧,没有停止思考,这一点,我体会尤深。2008年,他在《炎黄春秋》第3期发表了长文《乡贤胡乔木》,追忆了对胡乔木的敬仰,与胡乔木的认识,最后对胡乔木的怀疑。2012年,顾骧将他的部分诗词作品装订成册,赐寄一份,其中的几首诗歌,引起了我的共鸣。《菩萨蛮·过海口,怀任公》,是对任仲夷同志的怀念,其中的诗句“粤海弄潮儿,南天一柱豪。宪政大开张,家祭告毋忘”,回味了任仲夷在广东进行改革开放的英雄伟业。《谢胡德平兄赠〈中国为什么要改革:思忆父亲胡耀邦〉》,顾骧吟诵:“立心天地辟大荒,立命生民书玄黄。中华有此无双士,亘古男儿一耀邦。”读顾骧的文章,再读顾骧的诗词,他的思想历程似乎更为清楚了,从中也体会到顾骧坚强的意志。
华威北里的东门,有一家味多美,其中的点心顾骧喜欢吃,喝着茶吃,一边聊天一边吃,挺有意思。每次去顾骧家,都要买一些味多美的点心,顾骧就沏茶,一边侍弄茶具,一边笑着说:吃吃喝喝挺热闹。顾骧幽默。岂止幽默,顾骧也博学。应该说,在当代文学评论家中,他对马列理论的熟知、认识,无出其右者。
在那个狭窄的客厅,顾骧如同一位导师,讲解着他所知道和理解的马列理论。从膜拜、了解、运用,到反思、审视、认知,一条弯弯曲曲的路,布满了顾骧探索的脚步。谈起“异化”理论,他结合当前的反腐,口气沉重:“人民公仆有时会滥用人民赋予的权力,转过来做人民的主人,这就是政治领域的异化。”这是当年“异化”理论被视为异端的重要观点,现在看来,这样的观点极具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