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助周扬起草“异化”论始末

    以新思想介入当代文学

    位于北京潘家园附近的华威北里48栋楼，是我经常造访的地方。文学界有许多知名人士住在这里，比如邵燕祥、程树榛、杨匡满、宗鄂、韩作荣、叶延滨、郑伯农、雷达、石湾、张同吾、陈染等人，2015年1月2日离开我们的著名文学理论家、评论家顾骧也住这栋楼的16层，与杨匡满比邻而居。

    春节期间，去看匡满，按门铃时，情不自禁地转过身，看着那扇黑色的铁门。我不止一次按动过这扇门的门铃，每一次按，都会等待很久，一阵窸窸窣窣的脚步声过后，主人才会把门打开，一边客气地说“久等了”，一边摆手请我进门。这个人就是顾骧，这个人已经去了天国。

    顾骧个子在165厘米左右，戴一副眼睛，看人的目光友善、慈祥。他穿一身笔挺的西装，外穿黑色呢子大衣，身材虽然不高，但清癯、洒脱，一招一式，儒雅、高贵。后来与顾骧多次参加研讨会和宴会，他总是西装革履，待人接物，有礼节，有风度。

    对顾骧，怎能陌生。作为上世纪颇富朝气的文学理论家和评论家，他的文章对我们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我是八十年代的文学青年，那个时代的思想启蒙和观念更新，依然是我思考与写作的文化养分和价值基础。比如，顾骧关于人性与文艺关系的考察，关于人性对文艺创作的影响，有宽泛的理论视角，是高屋建瓴的阐释，给新时期的作家提供了重要的启示。那个时候我正做剧作家的美梦，先后发表了两个剧本和若干戏剧、电影评论。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也是我经常光顾的地方。我发现，作为文学理论家和评论家的顾骧，对戏剧的研究有功力，更有见地。这个时候，我读到顾骧的《客观再现与主观表现相结合——北京“人艺”演剧学派的现实主义美学特色》，自然深化了自己对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所演剧目的理解。有一次与顾骧谈话剧，他问我喜欢“人艺”的哪几部剧，我回答：《绝对信号》《车站》《红白喜事》《狗儿爷涅槃》。他哦了一声，说：“都是八十年代的戏。”我说：“八十年代我愿意看戏，也想当剧作家。”他若有所思地点点头，没有说什么。

    八十年代之于顾骧的重要性，在于他以新的思想意识介入当代文学、戏剧的研究与批评，并以自己的研究成果和批评行为，反思“左”的意识形态对文学艺术创作的负面影响，对知识分子心灵世界的戕害，从而肯定改革开放的必要性和必然性。

    协助周扬起草“异化”论

    2003年6月，文汇出版社出版了《晚年周扬》，这是顾骧的一部新作。2005年夏天，我买到这本书，据说这本书有争议，做了较大的删改才得以出版。我认真阅读了《晚年周扬》，我看到了周扬的影子，那位高高在上的周扬，“四条汉子”的周扬，让许多作家、艺术家心惊胆颤的周扬，复出后又屡屡鞠躬道歉的周扬，在我的眼睛里渐渐清晰起来。原来的周扬也是一腔热血、浑身是胆的。

    同时，这本书也让我了解到一个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这个历史事件，就是1983年3月7日周扬在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学术报告会所作的主旨报告《关于马克思主义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以此引来胡乔木的严厉批评，引发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争论，以及“二十八”天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那一年我20岁，对文学、戏剧充满豪情，几篇稚嫩的文章腼腆露头，作家梦五颜六色般开始了。

    已是文坛骁将的顾骧，在这年的1月，被周扬找去。王元化、王若水、顾骧被周扬确定为报告起草人。2月，周扬、王元化、王若水、顾骧来到天津，进入工作状态。根据周扬的意见，报告分四个部分：第一，保卫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后来改为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学说）；第二，要重视认识论问题；第三，马克思主义与文化批判；第四，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关系。工作进行中，王若水因家事返京，起草任务自然由王元化和顾骧承担，王元化写二、三部分，顾骧写一、四部分。当顾骧写出第四部分的初稿时，周扬有了新的想法，他对顾骧说：“我考虑了好久，还是要写‘异化’。”对于周扬的想法，顾骧有心理准备。他说：“周扬在1964年召开的社会科学部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就曾提出‘异化’问题，还受到毛泽东的称赞，但那篇讲话是‘左’的，是所谓‘批修’的。周扬是现实感强的理论家。文革后，对这一理论有了新的感触，就如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国家知识界对这一理论发生兴趣、寻找说明当时社会问题的症结的理论根据一样。他在这前两年即1980年9月在中央高级党校的讲话中，便已用很长的篇幅，讲了‘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实际上他在马克思忌辰的讲话基本论点，在这个讲话中都已谈到了。”

    开始，顾骧有点为难。尽管从1980年起，他写了一些文章，也论述过“异化”问题，但对“异化”理论没有系统研究。好在顾骧在中国人民大学读研究生时，马奇教授在辅导顾骧阅读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时，接触了“异化”理论。走出大学的顾骧，担负起繁重的教学工作，主要讲哲学原理和艺术概论，对“异化”理论疏远了。文革十年，西方“异化”理论色彩斑斓，什么法兰克福学派马尔库塞的总体异化论，什么萨特的存在主义异化论，什么西方马克思主义关于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异化的理论，与中国学术界和学人的距离有一点遥远。因此，顾骧建议请王若水再到天津，起草“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章节。周扬坦率地说，若水家事重，还是我们两人写吧。顾骧遵命。顾骧从天津市委宣传部图书资料室借来参考资料，以周扬在中央高级党校讲话稿为基础，又与周扬面对面讨论，写出了“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初稿：一，何谓“异化”；二，马克思“异化”论与黑格尔、费尔巴哈“异化”论的区别；三，克服一切形式“异化”，人的全面解放，是无产阶级人道主义观形成的关键；四，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异化”；五，社会主义社会“异化”的表现形式；六、社会主义社会“异化”与资本主义社会“异化”根本不同；七、社会主义制度本身存在克服“异化”的条件；八、“改革”是克服“异化”之途。

    撂下笔，顾骧缓了一口气，喃喃自语：“异化与改革挂上了钩，他是力图用异化理论对改革作论证。”周扬的心思，顾骧看懂了。

    写文章为周扬翻案

    没有看懂的是胡乔木。1983年3月10日，胡乔木在周扬的家谈了对周扬报告的意见。3月27日，周扬给胡乔木、邓力群、胡耀邦的信中，对胡乔木的讲话进行了描述——

    3月13日、14日上午胡乔木同志约请夏衍、郁文、贺敬之、王若水等同志在我家谈话，主要是谈对我的讲话、对王若水文章，以及对文学上的现代派的意见。对我的讲话，主要是认为人道主义讲得不充分。乔木同志说他是一个热烈的人道主义者，他主张提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认为没有把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和资产阶级的严格地区分开来，而对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更充分地发挥。文中我提到了马克思主义者的人道主义，这和乔木同志所赞成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并没有根本不同。当时我还问了一句我的讲话是否要改了以后再发表，他说可以出单行本时再改，再详细发挥。我没有听见乔木同志说他是正式代表耀邦同志来同我谈话的，而且耀邦同志退回寄给他的清样也没有这样的批示。对王若水同志讲人道主义的文章，主要是批评他的“怪影”比拟不伦。对现代派，认为要批评。

    因为我在那天谈话中，把克服“异化”和体制改革联系起来，认为这样才不致流于空谈，才能和当前贯彻中央的改革精神联系起来。也许这样联系是不适当的，所以，第二次他又在电话中提醒我“异化”是一个重要问题，有争议的问题，要我多加考虑，但也没有说什么不同的意见。

    显然，胡乔木对周扬的报告是否定的。几次针对周扬报告的会议，胡乔木不仅参加，还发表了长篇讲话。压力巨大，周扬在1983年11月6日，以与新华社记者的谈话形式，做了检讨。

    顾骧经历了周扬报告从起草、宣读、发表，到质疑、批评、检讨的全部过程。尽管顾骧为了分担周扬的压力，在会议上说明周扬报告的第四部分“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是自己执笔的，毕竟是八十年代了，打倒一个人，打倒一大片的历史倒车不敢明目张胆地行驶，顾骧没有被处分。不过，被晾到一边却是事实。这期间，周扬没有停止思考，顾骧也没有停止思考。1984年12月，顾骧写了《兰叶春葳蕤——读周扬同志近两年来的文艺论评》，对周扬近两年的文艺评论进行了审视与思考。在文章中，顾骧写道：“周扬同志近两年的文艺评论，还广泛接触到文学创作、古典文论研究、音乐、曲艺、杂技等方面问题。其中涉及文艺的继承与创新，民族特点，艺术语言等等理论，阐述了许多重要的文艺思想。他认为中国文艺理论争论了上千年的文与道的关系、文与艺的关系都值得研究。他认为古代文论里‘有道有艺’、‘言之有物’颇有道理。他认为艺术要‘留有余地’，这是文艺创作的重要原则之一，这句话曾被毛泽东同志引用过。语言应当精练，这就是‘留有余地’的艺术原则。”

    这篇文章写于第四次作代会之前，发表于第四次作代会之间。那时候，我正对西方浪漫主义文学和启蒙主义文学如饥如渴地阅读，对中国当代文学也不敢怠慢，尤其是新时期以来的代表作品基本接触、浏览。遗憾的是没有注意到顾骧的这篇文章，当然不会知道这篇文章背后的故事。20年后，在顾骧的家，他向我谈到《兰叶春葳蕤——读周扬同志近两年来的文艺论评》写作、发表的情况。1984年9月3日，胡耀邦会见全国企业领导班子建设工作座谈会代表时，讲道：“除‘三种人’以及经济上严重犯罪、刑事上严重犯罪和严重违法乱纪的人以外，对说了一些不正确的话的同志，不要动不动说人家不同中央保持一致、不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搞资产阶级自由化。”1984年12月2日，胡耀邦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讲话，其中谈到：“任何事情都要受理论指导。理论要根据实际的发展而变化。完全雷同的、一成不变的实际是没有的。既要注意理论问题，又要注意实际问题。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很多东西创始人过去未看过。马克思未看过电灯，恩格斯未看过飞机，列宁未看过电视。宣传部门要想从马克思主义中找包医百病的现成药方是没有的。时代发展了，我们应该丰富与发展马列主义理论。现在最大问题是搞‘翻两番’，要投身到现代化中去研究马克思主义。那是汪洋大海，很多东西书本上没有。”胡耀邦掷地有声的谈话，让顾骧感到了春天的温暖。他一直为周扬鸣不平，就想写一篇文章，为周扬翻案。文章写好后，得到《文汇月刊》主编梅朵的肯定，很快，文章在《文汇月刊》发表，很快，《人民日报》全文转载。

    “我的遭遇太微不足道”

    顾骧的家有一点窄，他靠在小客厅西侧的沙发上，目光漂到很远的地方。沙发上端的墙壁，挂着横幅，书有“煮默斋”三字，这是顾骧的斋号，书写者为著名书法家钱君匋。我对顾骧说，我想读《兰叶春葳蕤——读周扬同志近两年来的文艺论评》，他思忖片刻，缓缓走进书房，拿出一本书，坐回沙发上，把书翻开，说：“这本书有你想看的文章。”说完，就把书递给我，又说：“书就送你了。”

    书名为《海边草》，是顾骧的一本文学评论集，1996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书中的第一篇文章就是《兰叶春葳蕤——读周扬同志近两年来的文艺论评》，第二篇则是《当代知识分子的心声——〈周扬近作〉编后札记》。谈到这篇文章，顾骧的眼睛亮了，他再一次把我领到昨天。1984年的下半年，很多同志希望中央能为病危的周扬平反。习仲勋请示胡耀邦后答复，可以将遭到批判的《关于马克思主义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重新发表，以此证明周扬没有错误。怎么重新发表呢？最后大家的意见是，为周扬出版一本书，把这篇文章，也就是周扬曾做的报告收录书中。胡耀邦同意了这个建议。

    1985年1月，也就是《兰叶春葳蕤——读周扬同志近两年来的文艺论评》发表后不久，周扬的夫人苏灵扬和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张光年找到顾骧，希望顾骧承担编辑《周扬近作》的工作。顾骧当仁不让。《周扬近作》编辑完毕，顾骧写了《当代知识分子的心声——〈周扬近作〉编后札记》。在文章中，顾骧公开、正式地评论了周扬的报告《关于马克思主义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他说这篇文章“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从世界观高度较全面地、系统地清算三十几年来‘左’的思想政治路线的理论文章，也是为蓬勃兴起的城乡各项事业作理论上论证的，具有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著作。这篇文章，是周扬在新时期十年中理论建树的高峰，或许也是十年中思想理论战线具有重要理论、学术价值的著作之一”。

    顾骧的文章在《文汇报》发表，反响广泛。不久，于光远编选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纪念论文选，选入周扬的《关于马克思主义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并以周扬的文章名作为书名，书出版的署名为“周扬等著”。这说明，周扬的文章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也经受住了真理的检验。

    1985年，顾骧从中宣部调到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部工作。其中一项重要的工作，组织茅盾文学奖的评选工作。本来可以在文学评论领域大展身手的时候，接二连三的政治事件，让他郁闷起来。1987年初，胡耀邦辞去中共中央总书记职务，随之文艺界兴起批评资产阶级自由化活动，本来要去波兰访问的顾骧，其名字被有关部门从出访人员的名单中勾掉了。第三届茅盾文学奖的评委资格被质疑，有关领导示意顾骧递交一纸检讨，也许可以保住评委的职务。顾骧苦笑一下，拒绝了。

    12年以后，顾骧在《晚年周扬》一书中写道：“我未予理睬，没有任何反响。结局也就可想而知了。该届茅盾文学奖评委我榜上无名。茅盾文学奖评奖活动结束后，很快通知我办理离休手续，行政职务自然也随之解除。这一切对我来说，都没有太当一回事……比起周扬，比起王若水，我的遭遇太微不足道。”

    最后的告别

    2015年1月5日上午，在北京八宝山公墓，我们与顾骧最后告别。躺在鲜花丛中的顾骧，已经不是谈笑风生的顾骧了，他依然穿着西装，系着领带，依然有条不紊，彬彬有礼，只是躺下了，永远躺下了。

    顾骧生于1930年，1944年参加新四军，早年在新四军苏北文工团、苏北华中工委工作。1955年到北京工作，在文化部出版局、中央文化学院、中央音乐学院当教师。1972年到国务院文化组工作，1980年到中宣部文艺局工作。1985年到中国作家协会工作，在创作研究部副主任岗位上离休。回到“煮默斋”，顾骧勤奋煮墨，写文学、戏剧的评论文章，写思想性、回忆性随笔，写周扬的专论，写抒情散文、诗词。2009年作家出版社出版的《蒹葭集》和2010年商务印书馆国际出版公司出版《也爱黄昏》，顾骧均签名、钤印赠送给我。对散文、随笔，我如醉如痴，顾骧的著作沐手拜读，往事与意境，识见与激情，思想与经历，批判与展望，在我的内心世界勾勒出一个完整的精神图卷。

    进入耄耋之年的顾骧，没有停止思考，这一点，我体会尤深。2008年，他在《炎黄春秋》第3期发表了长文《乡贤胡乔木》，追忆了对胡乔木的敬仰，与胡乔木的认识，最后对胡乔木的怀疑。2012年，顾骧将他的部分诗词作品装订成册，赐寄一份，其中的几首诗歌，引起了我的共鸣。《菩萨蛮·过海口，怀任公》，是对任仲夷同志的怀念，其中的诗句“粤海弄潮儿，南天一柱豪。宪政大开张，家祭告毋忘”，回味了任仲夷在广东进行改革开放的英雄伟业。《谢胡德平兄赠〈中国为什么要改革：思忆父亲胡耀邦〉》，顾骧吟诵：“立心天地辟大荒，立命生民书玄黄。中华有此无双士，亘古男儿一耀邦。”读顾骧的文章，再读顾骧的诗词，他的思想历程似乎更为清楚了，从中也体会到顾骧坚强的意志。

    华威北里的东门，有一家味多美，其中的点心顾骧喜欢吃，喝着茶吃，一边聊天一边吃，挺有意思。每次去顾骧家，都要买一些味多美的点心，顾骧就沏茶，一边侍弄茶具，一边笑着说：吃吃喝喝挺热闹。顾骧幽默。岂止幽默，顾骧也博学。应该说，在当代文学评论家中，他对马列理论的熟知、认识，无出其右者。

    在那个狭窄的客厅，顾骧如同一位导师，讲解着他所知道和理解的马列理论。从膜拜、了解、运用，到反思、审视、认知，一条弯弯曲曲的路，布满了顾骧探索的脚步。谈起“异化”理论，他结合当前的反腐，口气沉重：“人民公仆有时会滥用人民赋予的权力，转过来做人民的主人，这就是政治领域的异化。”这是当年“异化”理论被视为异端的重要观点，现在看来，这样的观点极具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