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高壮观天地间

    罗伯特·麦克法伦的《心事如山——恋山史》，并不是一部简单意义上的西方登山史，而是一部揭示人类与高山微妙复杂、爱恨交织关系的情感史。作者将登山史上的那些往昔传奇与自己的亲身历险相结合，并把相关的历史、地理、地质、宗教、文学、艺术知识巧妙地穿插其中，雄辩滔滔，文采斐然，令人信服地展示了那些高峻荒蛮的高山是如何一步步进入西方人的生活与情感世界，吸引着一代代登山家不避艰难、亲历其险，甚至为之献身的三百年宏伟的历程。

    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西方人对于高山心存畏惧，敬而远之。麦克法伦告诉我们，三个世纪之前，假如有人冒着生命危险去攀登一座高山，会被等同于精神错乱。但是，到了18世纪，欧洲人对于高山的认识逐渐改变，这其中有多方面的原因。从宗教的角度，攀登隐含了向上渴望天堂的寓意，被认为是接近上帝的某种基本方式；而且自然神论认定世上所有的一切是上帝给予人类的具象，“消除了高山在审美方面让人感到不愉快的感觉，它迫使有文化的欧洲人进入对有形世界的特定体验”。从人对自己的认识角度而言，经历了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洗礼的欧洲已经走出中世纪的蒙昧状态，人的意识觉醒并且不断深化。法国科学家加斯腾—巴彻拉德就认为，对于高度的渴望，是人的普遍本能。他告诉我们：“一个人，在他青年时期，起步期和成熟期，都想要从地球上升起。跳跃是喜悦的基本形式。”登山不仅跨越的是山坡上的真实地形，而且还有奋斗和成就的形而上意义。作者甚至认为：“真正在18世纪后半叶提升了心灵教养的，是高度。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接触到高度带来的愉悦——还有危险——把顶点作为他本身目标的概念开始形成。”另一方面，地理学知识的普及和地质学的兴起，拓宽了人们的视野。它们有意无意倡导了健康的户外运动，并暗示了一种亲近高山、亲近自然的浪漫情怀。麦克法伦指出，19世纪20年代，随着地质学在欧美的广泛传播，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高山提供了一个世界，它彷佛就是地球的档案，是一本了不起的石头书。于是，高山探险成了阅读地球这部神秘而博大的“石头书”的最佳途径。

    从18世纪70年代开始的高山探险的黄金时代，英国人无疑是先驱者和主力军，这与工业革命给大英帝国带来的繁荣和富足密不可分。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们不再满足于富裕安逸却默守陈规的生活，而是越来越渴望冒险，因此，去攀登阿尔卑斯山，乃至去世界各地征服人迹未至的高山，成了许多英国人心向往之的选择。况且，城市中充斥着污染和犯罪，而高山是清净和自由的所在，是浪漫主义者渴望的心灵家园，那就难怪“引无数英雄竞折腰”了。

    本书的后半部分，作者用了相当的篇幅，浓墨重彩地叙述了喜马拉雅山之所以成为西方人精神图腾的缘由，以及著名探险家乔治·马洛里三次攀登珠穆朗玛峰的传奇故事。按照地质学的观点，印度板块与西藏板块的冲撞形成了喜马拉雅山脉。而19世纪不列颠帝国向北扩张与沙皇俄国东进战略的冲撞则成就了西方想象中的喜马拉雅。1913年，当英国军官约翰·努埃尔非法进入西藏，终于打开入藏之门，也意味着喜马拉雅山的神秘面纱从此徐徐揭开。喜马拉雅成了西方人想象中的伊甸园、亚洲心脏的最高圣殿、远离西方工业文明污染的神人合一的世外桃源。而马洛里百折不饶三次攀登珠穆朗玛峰却最终被暴风雪吞没、探险期间对妻子的思念，以及75年后的1999年，马洛里的尸体在珠峰北面被发现，他那古希腊英雄雕像般坚毅的面容经媒体曝光后引起的轰动，使得他从英国的民族英雄变成了一个不朽的神话，也成了西方主流价值观的象征。

    “根本上来说，也是最重要的，高山加剧了我们的新奇感。高山的真正恩赐不是它们提供了一种挑战或一场竞赛，成为被人类征服或支配的事物（虽然这是很多人追求过的），而是提供了某种更温和而且强有力得多的事物：它们使我们愿意相信奇迹——无论是水在冰块下形成的黑暗的漩涡，还是在巨石和树木的背后处苔藓柔软如皮毛的感觉。身处高山重新激起我们对有形世界最简单事物的惊奇”。麦克法伦的这段话阐明了人与高山关系的本质。作为剑桥大学的院士，他凭借2003年出版的《心事如山——恋山史》获得了“卫报首作奖”、“泰晤士报年度最佳青年作家奖”和“萨默赛特·毛姆奖”；第二部作品《荒野之境》获得或被提名有将近十个奖项，由BBC制作成纪录片；《古道》2012年出版，不断出现在各种“年度好书”的推介中，获得“塞缪尔·约翰逊奖”提名。2013年他应邀担任布克奖评委会主席，成为布克奖史上最年轻的评委会主席。

    麦克法伦将这三本书称为“松散的三部曲”。如果你读过了《心事如山——恋山史》，那么就会对他的另两本书《荒野之境》、《古道》充满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