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顷阅《中华读书报》2015年3月11日第5版发表美国罗文大学教授、北京大学长江学者王晴佳《两会之上“任性”翻译——兼谈英语学习的一个误区》，甚有触动。外交部的一位普通翻译张蕾女士对“任性”一词的翻译会引起如此关注，从3月2日到如今，在全国政协、人大会议落下帷幕之后仍余音绕梁，不绝于耳，实在出人意料。
翻译如此“被关注”，实在有点“喧宾夺主”。此风起于1997年香港回归之际。彼时，曾任江泽民、朱镕基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翻译的朱彤跟随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钱其琛，引起中外媒体广泛关注。朱的风头直追钱其琛，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至于最近10余年来，温家宝、李克强总理的中外记者会的翻译均受到国内媒体密集关注。
不过，此番王教授是从翻译角度入题。彼提出：“据现场人的目击，张蕾在听到这词以后，转头向吕核实，确定吕用的是‘任性’这词以后，随即将之译成了capricious。依笔者管见，吕新华所用的‘任性’一词，似乎应该译成determined,per⁃sis-tent或者unswerving这样的词语。如果要简单和口语化一点，那么就是要do our best或者up to our utter most ability来‘反腐’”。
当“任性”成了网络热词后，现在人们通常的解释是“敢想敢闯”“敢于面对风险”（见《咬文嚼字》，2015年第2期）。愚以为，王教授出于大众对热词“任性”的新理解，作“与时俱进”的翻译，对翻译张蕾本人或广大读者不无裨益。但最初，不少媒体并非如此，他们的介入不免有点“无厘头”。
据香港凰凰台3月3日报道，《明报》称，昨天（2日）的发言人吕新华发言说“太任性”，一下让小翻译傻了，“任性”怎么说呢，她就用cour⁃age，勇敢的（引案：翻译译作“capri-cious”）。其实“任性”我看有很多词，有很多夸张接地气的词，可以叫stubborn，也可以叫headstrong，也可以叫willful，很多词……这事前没有跟翻译沟通，不知道这个词。我是当过翻译的，领导人不要轻易现场发挥，尤其是不要轻易念诗，不要事前不和翻译说啊，翻译不可能现场给你编出来。
新浪网3日也报道称：3月2日（下午），全国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举行首场发布会，政协发言人吕新华答记者问。吕新华在回应反腐问题时用到了网络热词“大家都很任性”，女翻译当时“卡壳”，忙和发言人沟通，询问“任性”的含义。其实，“卡壳”在重大外事翻译中是很忌讳的。这里凤凰播音员，《明报》、新浪记者有误解。
笔者也从央视新闻频道收看了记者会实况，目睹了这一“卡壳”情景。凤凰播音员和《明报》、新浪记者实在是冤枉了这位美眉译员。大凡在这样场合下，外交部翻译室英文处都会派出一流译员，即便是初出茅庐，也是不久将冉冉升起的“译星”。几乎所有懂英语的人都知道“任性”怎么翻，岂有外交部的翻译会翻不出“任性”呢？遑论被誉为“国家队”的外交部翻译室的优秀译员呢？给吕新华作“交传”的正是先后毕业于杭州外国语学校、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张蕾。现年34岁的张蕾和刚刚给李克强总理3月15日上午中外记者会作现场翻译的张璐（现任外交部翻译室英文处副处长）、张京被媒体圈内戏称“三张”。
张蕾为何会出现凤凰播音员的“傻了”和新浪记者所谓的“卡壳”？原来是我们这位吕发言人口齿不清，那口江浙“普通话”实在无法恭维。翻译根本不知吕新华所云。
吕新华发言人是浙江诸暨人，一口浓浓的诸暨乡音，连笔者这样对诸暨话不陌生的浙江人也要全神贯注“谛听”方能明白，而张蕾就难免不发怵了。看得出，她在现场是“洗耳恭听”。其余常用术语尚可应付，基本无碍，如果遇到容易听混的字词，那就难煞翻译了。这自然不是什么如《明报》、凤凰所言，是吕发言人“现场发挥”的问题。如果我们这位吕新华说话字正腔圆，张蕾咋会听不懂“任性”二字呢？又何须事先“沟通”呢？！
吕新华出任全国政协发言人之前曾在香港特派员公署担任特派员多年。香港媒体记者不会不知道这位吕特派员乡音特重。
外交部还有供职其他单位如中联部等老一辈翻译害怕给毛泽东、李先念这样出生湘鄂、口音特重的老一辈党和国家领导人当翻译。所以，外交部有关部门就很重视对各语种翻译的方言训练。但现在的领导人，从国家层面到外交部，普通话都说得很好，所以外交部翻译室的领导也就没有这种概念，翻译也就不免有点“轻敌”了。
回想前几年，李肇星、吴建民等全国人大、政协发言人，虽不免也有乡音，但要听懂基本无问题。如李肇星，初登外交部发言人舞台，那浓浓的胶南口音让记者大为挠头。1988年1月昆沪80次特快颠覆车祸发生时，外国记者饶有感慨地说：要是李肇星先生的中文说得和英语一样好该有多好！但前些年全国人大舞台上，李肇星的普通话已大有长进了。生在战时“陪都”重庆的吴建民，他在江苏南京长大人，那一口有点苏北口音的普通话，有一点点类似已故总理周恩来，听起来没有任何障碍。至于现任全国人大发言人傅莹的普通话，用老北京的土话，那真是“狗撵鸭子呱呱叫”了。
都说本性难移，其实乡音也难改，尤其是上了年岁的人，“乡音无改鬓毛衰”嘛。笔者以为，在漫长人生里，只有性格和口音是较难改变的，但外交官必须得改口音。因为外交官的两大“利器”就是嘴和笔。不会写，又不善言，包括能善言但不能让人——特别是老外听懂听明白，恐怕就不能做好称职的外交官了。如果中国“美眉”翻译都听不懂发言人的中国话，那么粗通汉语的老外听发言岂不是一团雾水？
当然，笔者是多虑了。25年来对外交部的采访发现，年轻外交官在语言上并无多大问题，麻烦的倒是中文不如外文。这也是外交队伍的一个“隐忧”。好在习近平总书记力倡国学，外交部有关领导不会不考虑如何提高年轻外交官的旧学功底。
再回到原题上来。张蕾原本是杭州人，因为年轻，自己的普通话当然不成问题，但对诸暨话，一直就在校园里打转的她，就不免陌生。但既然要为吕新华作现场翻译，就不会不知道他的口音。是否可以在工作之余和吕新华去聊几句？哪怕临阵磨枪，不快也光，提前几天和吕新华在语言上沟通沟通，熟悉一下吕新华的语言风格和诸暨乡音，那也不错。吕新华虽贵为副部长，由翻译室主任张建敏出面，恐怕并不难办到吧？
不过，笔者已发现，我的有关博文发表后不久，新浪网已删去上述文章。闻过而能改，善莫大焉！诸位有所不知，本来张蕾女士就压力不小，这样的消息一经播散流传，则更甚矣！
最后要顺带提及，媒体喜爱对新闻发布会上这类小花絮大做文章，往年也不乏这类事例。
1992年10月19日上午11时，江泽民等新一届常委在中共第十四届一中全会结束后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会见采访报道中共十四大的中外记者，并一一简单介绍了各位常委，尤其是新晋常委。江泽民笑着对记者们说：“这次新选出来的常委有朱镕基同志，现在是国务院副总理；刘华清同志，是老红军，他还是中央军委副主席。”江泽民指着胡锦涛说：“这是一位年轻人，胡锦涛同志，今年49岁。”担任现场翻译的是现任联合国秘书处中文处处长马雪松先生，当时他是外交部翻译室英文处副处长，一位极有英语天赋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翻”。在此之前，马雪松已在1989年9月担任江泽民等中央常委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中外记者招待会的现场翻译，是一位不折不扣的久经沙场的“老手”。不知咋的，马雪松将应翻成“youngman（男青年）”翻成了“young woman（女青年）”，常委们和在场的中外记者都大笑。江泽民面带笑容地纠正了马雪松的误译。有趣的是，马雪松在重新翻译时，又将“youngman（男青年）”翻成了“young woman（女青年）”。马雪松倒不是存心“开涮”胡锦涛，一个年轻翻译，吃了豹子胆？岂敢？！20多年前他在北京寓所接受笔者采访时说：“当时我并没有看清胡锦涛长啥模样，神差鬼使，隐隐约约把胡锦涛当成了当时的全国青联主席、现任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马雪松的失误多少“幽”胡锦涛一“默”，活跃了见面会的气氛，平添一点小小的花絮。所以当天在央视的各档新闻中均未删除这一镜头。
（作者为浙江财经大学中国外交人物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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