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法外交：一路曲折中走来

    20世纪世界风云变幻莫测，国际关系错综复杂，大国外交纵横捭阖，两个长期敌对甚至不共戴天的国家，在一夜之间，突然化敌为友，在20世纪的历史中，此类极具戏剧性的事件屡见不鲜，其中包括中法建交。1964年1月27日，中法两国在北京和巴黎同时宣布即日起正式建立正式外交关系，这一消息立即成为爆炸性的重大新闻，震动了整个国际社会，甚至有西方媒体将之称为“外交核爆炸”，它不仅揭开了中法两国关系的新篇章，而且动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以美苏两大国为主导的国际格局，改变了战后世界历史和国际关系发展的方向。

    然而，对于新中国外交史上的这一重大事件，国内的研究还相对薄弱，多数研究还停留在回忆录、资料整理和学术论文阶段，缺乏建立在坚实史料基础之上、进行深入细致和全面分析的学术专著。现在，我们欣喜地看到，黄庆华先生所著的50万字学术专著《中法建交始末——20世纪40－60年代的中法关系》已由黄山书社于2014年3月正式出版，该书填补了中法建交问题研究的一项空白。

    该书的一大特点，为作者以理性主义的批判眼光，辩证地看待制约各个时期中法关系的多重因素和矛盾，并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具有不同于传统的新见解。这里，仅对作者在书中关于第二次大战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中法关系两段历史的分析和阐述做些介绍。

    国民政府对法关系演变

    1940年6月，法国战败投降德国后，重庆国民政府继续维持与投靠德国的法国维希政府的外交关系，而没有承认戴高乐所领导的自由法国运动。对于重庆政府的这一态度，作者并没有简单地归咎于受美国对法政策的影响和制约，而是根据当时的客观形势进行具体分析，认为蒋介石政府的这一立场更是出于现实利益的考量：由于法国维希政府控制着印度支那，一旦重庆国民政府与维希政府断交，势必使印度支那法国殖民当局完全投靠日本，从而使中国在西南面临更加困难的形势。

    1943年8月1日，重庆政府宣布与维希法国断绝外交关系，随即承认戴高乐领导的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对此，作者认为：尽管这一行动“在很大程度上是步美国和英国的后尘”，但主要还是因为法国维希政府对日妥协、同日本签订一系列破坏中国抗日的条约和协定，并且不顾中国政府的强烈反对，于1943年5月和7月相继与南京汪精卫政权签署交还租界和交还上海法国租界行政权协定，事实上已经承认汪伪政权的所谓“合法性”。因此断绝与法国维希政权的关系，也是重庆国民政府无奈的选择。

    对于重庆国民政府与戴高乐领导“自由法国”运动的关系，作者同样作了深入、细致的分析。最初，重庆国民政府在维持与法国维希政府外交关系的同时，又与戴高乐“自由法国”达成协议，同意其外交代表秘密驻渝，事实上实行“两个法国”的政策。

    1943年8月27日，重庆国民政府紧步英美后尘，在外交上承认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但是与传统观点不同的是，作者强调，此时重庆国民政府并没有将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视为法国的合法政权机构，对它的承认，不过是‘随大溜’。所以在宣布承认之后，国民政府并没有与之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也没有及时向该委员会派遣外交代表”。

    1944年6月3日，就在盟军在法国诺曼底地区实施登陆前夕，戴高乐宣布将他领导的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改组为法国临时政府。6月6日，盟军成功地在诺曼底登陆。8月25日，巴黎解放。随后，戴高乐和法国临时政府回到巴黎，开始在法国全境行使权力。作者认为，这一系列事态的发展，极大地提高了戴高乐及其所领导的法国临时政府的地位，促使中国和美、英、苏三国同时于10月23日正式承认戴高乐法国临时政府。作者并强调，事实上在重庆国民政府正式承认法国临时政府之前，蒋介石对戴高乐政府的态度已经发生重要转变，1944年8月28日，蒋介石致电戴高乐，祝贺巴黎解放，这可以看作是“向戴高乐发出的修好信号”。10月10日，蒋介石选在“双十节”的特殊日子接见法国临时政府驻重庆的外交代表贝志高，双方进行了1个多小时的会谈，以此“向戴高乐表明他对发展中法关系的重视，同时要以此感动戴高乐，并促其开启法国临时政府与国民政府合作的大门。事实上，也正是从这一天起，中法两国关系开始进入一个新阶段”。

    对于蒋介石和戴高乐急于修复和发展双边关系的原因，作者提出了不同于传统观点的一些新见解。作者认为，从蒋介石方面来说，1944年下半年以来，“随着美国在政治、军事方面对蒋介石的控制不断加强”，尤其是史迪威事件所导致的“蒋介石与罗斯福之间的关系也变得日趋紧张”，因此蒋介石意识到不能单纯地依赖美国的资助，“必须扩大外援”，因而最后将目光转向了“罗斯福最不喜欢的人——法国的新当权者戴高乐”，不仅可以向罗斯福施加压力，而且可以争取战后法国在军事、技术等领域对中国的援助。对于戴高乐方面，他一直孜孜以求的战后目标是恢复法国的大国地位，在他看来，恢复战前法国的殖民地则是这一大国地位的根本保障。因此，战后法国在亚洲地区的当务之急是恢复法国对印度支那的殖民统治地位。鉴于中国在历史上与印度支那的特殊关系和地理毗邻地位；鉴于美国政府公开反对法国恢复对战前殖民地的统治，甚至提出中美英三国对印度支那实行共管的建议，戴高乐认为，密切中法关系，将有助于法国在重返印度支那问题上得到中国的谅解和支持，而这正是法国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最终，“法国以放弃在华治外法权为条件……获得了中国有关印度支那为法国领土的承认”。作者并一针见血地指出，战后初期中法关系的迅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国民政府通过牺牲印度支那的独立换来的”。

    对于战时和战后初期重庆国民政府与法国关系的发展，一些法国学者认为，这构成了法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障碍之一。对此，作者并不认同，他认为，这一关系“都是在相互利用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起来的，而以相互利用为目的建立起来的关系，又是非常脆弱的，很难维持长久”。并指出，随着蒋介石政权在大陆的失败并退入台湾之后，台湾国民党当局与法国的关系已经失去继续发展的理由和条件，“双方关系基本上处于不即不离甚至是有名无实的状态，而且这种关系一直是靠双方与美国的关系来维系的”。应该说，以上这些分析是符合历史事实的，在理论上也是经得起推敲的。

    法国屡屡错过与新中国建交机遇

    对于新中国成立之后的中法关系，作者进行了更为细致深入的分析和探索，对这一时期中法关系中的一些重要事件和矛盾发生的原因，同样提出了一些重要的看法和新的见解。

    关于新中国成立后是否存在着中法迅速建交的可能性，传统观点认为：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奉行“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在国际上明确地“站在以苏联为首的和平民主阵营一边”，奉行“另起炉灶”和“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并没有急于寻求西方国家的国际社会承认。然而作者根据所掌握的相关档案文献，认为事实上“中共和苏联也存在一定的分歧”，中共在奉行“一边倒”对外政策的同时，“中共领导人对于新政权建立之后能否及时得到国际上承认的问题比较担心”，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首任外交部长的周恩来在新中国成立当天，就以外交部长的身份致函包括法国在内的所有西方国家，“表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需要与世界各国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的愿望”。从而辩证地更为准确地阐述了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外交的基本特点和原则。

    对于新中国成立初期法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问题，作者通过深入细致、实事求是地分析所掌握的各方档案文献，提出了更为客观和合理的解释。他指出，虽然法国当时不可能立即承认新中国，但是法国曾一度考虑抛弃蒋介石政权，转而承认新中国。他提出的证据包括：早在1949年4月，当国民党政府从南京撤往广州之后，法国大使梅理蔼和美国大使司徒雷登一样，“坚持留在南京，拒绝随国民政府南迁”；在蒋介石集团退往台湾之后，法国政府和美国一样，并没有将驻华使馆迁往台湾，而是任命驻台湾法国领事为外交秘书，负责与“刚刚撤退台湾的国民党当局往来交涉”。并指出，“很明显，法国一直在步美国的后尘，在维持同国民党关系的同时，准备与美国一道，有条件地承认新中国”。

    作者还分析了法国政府内部当时是否立即承认新中国问题的形成的两派及不同的意见。以法国大使梅理蔼及一些前法国驻华外交官所代表的一派，在承认新中国问题上持较为积极的态度和立场。从1948年底开始，他们在给本国政府的报告中，指出中国共产党已经对全国实行有效的控制，认为“中共并不敌视法国”，法国“根据国际惯例给予承认是正确的”。但是法国驻印度支那高级专员皮农则在承认新中国问题上持更为谨慎的态度，强调中共对越盟（越南共产党的前身）的支持，担心一旦承认中共政权，将会危及法国在印度支那的地位，主张“承认的时间应该尽可能地向后拖延”。最终，法国外长舒曼作出一项折衷的决定，一方面“尽量地推延承认中共政权的时间”，但同时“设法成立一个准备承认新中国的过渡性机构，以使中共确信我们正在朝着承认其政权的方向迈进”。由此作者提出，“从总体上讲，法国当时还是倾向于承认新中国的，只是表现得过于顾虑重重和患得患失”。

    不久，法国在承认新中国问题上的态度有了更为积极的变化。1949年12月28日，法国总统奥里奥尔在与当时法国在德国占领区的高级专员弗朗索瓦·彭赛的谈话中表示：“我认为这件事（承认新中国）是不可避免的，不能等人家来逼着我们承认。”两天后，在和法国外长舒曼谈话后，奥里奥尔在日记上写道：“他完全同意我关于承认毛泽东政权的主张。我对他说，要在1月初和皮杜尔（总理）开个会，准备承认，并且和英国人一道承认。”

    就在法国政府内部主张承认中共政权的意见趋于一致，并准备采取相应行动时，美国开始对法国直接施加压力，“迫使法国与美国和西方其他国家保持一致，坚持不承认新中国的立场”。1951年1月，美国驻法大使明确告诉法国外交部：“过早承认（新中国）是令人恼火的，并且会推翻华盛顿准备采取的有利于保大的措施。”美国国务卿艾奇逊更是表示：“美国国务院坚决反对法国承认共产党中国的想法……如果法国坚持这个想法，美国国务院可以改变其在印度支那事务上的态度。”作者认为，当时法国在经济和军事上对美国严重依赖，尤其是期待美国维持对法国从事印度支那战争的军事物资支持，再加上中国政府与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相互承认并建立外交关系，法国决定暂时放弃对承认新中国的考虑。

    由此，作者指出，正是法国政府这一犹豫不决的态度，使法国错过了与新中国建交的第一次历史机遇；而随后美国所进行的直接干涉和强烈反对，更是法国放弃承认新中国的更重要和更直接的原因。

    此外，作者还指出，在此后的14年中，中法关系又经历种种波折。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中国帮助法国跳出印度支那战争的泥潭，从而提供了中法关系正常化的极好机会。然而同样是由于法国政府本身的犹豫不决，同样是美国政府的强烈反对并施加强大的影响，法国再次错过机遇，中法关系正常化又一次失之交臂。对于整个50年代至60年代初期中法关系的发展，以及对中法建交的艰巨谈判，作者同样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和阐述，澄清了许多历史谜团，并提出不少令人信服的新的见解。由于篇幅的关系，这里就不再一一介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