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烽火中的理论思考

    201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9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就是要铭记历史、警示未来，动员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更加奋发有为地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人民日报》2014年9月4日，第2版）77年前，在全民族的抗日烽火中，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翦伯赞以历史学家的信念和智慧写出了《历史哲学教程》一书，这书既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历史相结合的著作，更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现实相结合的著作。

    《历史哲学教程》于1938年8月由新知书店在长沙出版，它是当时进步的史学家为“神圣的民族抗战”而作出的呼喊！1939年3月（一说8月），该书由新知书店在桂林再版，抗战胜利后各地重印。新中国成立以来，北京大学出版社、河北教育出版社、湖南教育出版社、北京三联书店又先后重印，并收入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翦伯赞全集》第六卷。《历史哲学教程》在过去的七十多年中，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

    《历史哲学教程》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理论建设上的一座丰碑。它系统地阐释了与中国历史研究相适应的历史哲学，进一步丰富了中国特色的历史理论体系，开辟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新路向。尤为重要的是，该书紧密联系当时中国的历史形势，对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及其世界意义作了精辟的分析。

    今天，重温《历史哲学教程》一书，正是重温历史，而书中所昭示的伟大爱国主义民族精神，该书深刻的理论内涵和作者的历史责任感，历久弥新，至今仍给读者以启示和鼓舞。

    一为“神圣的民族抗战”而作翦伯赞

    自上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参加中国社会史论战后，曾计划写一部关于中国社会史的著作。然而，由于“七七事变”的爆发，日本帝国主义进一步扩大侵华战争，中国共产党向全国发表了号召抗战的宣言（1937年7月8日），毛泽东先后发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1937年7月23日）、《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1937年8月25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日报社1991年版，第343-358页）。随着“神圣的民族抗战的展开”，翦伯赞为适应历史形势的变化而毅然改变撰述计划，转向为抗日战争提供“正确的方法论”，撰写了《历史哲学教程》一书。毋庸置疑，《历史哲学教程》是中华民族解放战争伟大历史课题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上的反映，是“现实的斗争”与“历史哲学的斗争”紧密结合的时代产物。诚如书中所说：“现在，我们的民族抗战，已经把中国历史推到崭新的时代，中华民族已经站在世界史的前锋，充任了世界史转化的动力。为了争取这一伟大的历史胜利，我们认为决不应使理论的发展，落在实践的后面；反之，我们认为，必须要以正确的活的历史原理，作为这一伟大斗争的指导，使主观的努力与客观情势的发展，相互适应。”（《历史哲学教程》，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1页）这些话，一字千钧，反映出翦伯赞对国家命运的关注和对历史前途的坚定的信念。

    翦伯赞在“再版序言”中强调，这篇序言“唯一想补充的一点”，就是“群众及其领导者在历史中的作用”。（同上，第9页）这篇近两万字的“再版序言”，从七个方面深刻论述了群众、领袖在历史运动中的辩证统一的关系。作者从正反两方面论证了群众是历史运动中的决定力量及其对历史的创造作用；指出随着阶级意识与民族意识的觉醒，以及历史上的经验教训，使群众已经有能力成为革命的主要力量。从初版“序言”到“再版序言”，反映出翦伯赞对抗日战争与革命发展形势的深入分析，在国难当头的艰苦岁月，这部著作在发动群众全面抗日，认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性有积极的影响。

    《历史哲学教程》一书是一个历史学家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的突出反映。翦伯赞大声疾呼：“在这样一个伟大的历史变革时代，我们决没有闲情逸致埋头于经院式的历史理论之玩弄。”（同上，第2页）抗日战争这一任务，“不仅是历史科学的研究任务，而且是目前中国民族解放斗争中一个紧要的政治任务”。（同上，第3页）《历史哲学教程》一书不仅反映了历史学家的心声，也反映了全民族的心声。

    二 丰富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历史理论体系

    《历史哲学教程》一书，结合中国历史的实际，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深受学术界的推崇和重视，被誉为是“我国最早的一部从中国国情出发的、有‘中国特色’的‘历史哲学’著作”。（张传玺：《翦伯赞传》，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62页）

    《历史哲学教程》全书包含六章，从历史科学的研究对象谈起，结合中国具体历史进程，对历史发展的合法则性、关联性、实践性、适应性作了系统的阐释，对关于中国社会形态发展的诸家言论作了分析和评论，丰富了有中国特色的唯物主义历史理论体系，如：

    ——在“绪论”中，作者明确指出历史哲学的斗争是“现实斗争必要的一部分”（同上，第49页），历史科学的任务就是在于正确地说明历史。

    ——在“历史发展的合法则性”这一部分，作者论述了历史发展中一般性与特殊性的辩证统一关系，阐释了关于历史发展各个阶段的认识，论证了历史发展的“一般合法则性”。

    ——关于“历史的关联性”问题，作者从历史中诸因素的联系阐述了历史发展的全面性。

    ——对于“历史的实践性”问题，作者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对脱离实际的“观念论”作了有说服力的批判。

    ——关于“历史的适应性”问题，作者论述了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以及适应于不同社会形态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

    ——最后，作者论述了“关于中国社会形势发展史问题”，包括问题的“提出与展开”、“社会形势的发展与历史的飞跃性”等。

    全书内容丰富，结构严谨，史论结合，显示出坚韧的生命力、深刻的说服力和科学性。如在阐述“历史的适应性”时，作者在讨论适应于“先阶级社会的”、“奴隶所有者社会的”、“封建社会的”、“资本主义社会的”，

    以及“目前伟大的历史变革时代”的经济构成之上层建筑诸形态时，都是从人类社会历史进程的实际出发进行论述的。《历史哲学教程》一书最显著特点，就是将历史哲学研究与中国的具体历史进程紧密结合，构建起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唯物史观指导下的历史理论体系，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进一步奠定了理论基础。同时，作者在文字表述上锤炼功力之精深，使《历史哲学教程》这一理论著作做到寓科学性、现实性于叙事之中，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

    三 对历史前途的坚定信念

    《历史哲学教程》一书在推进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建设方面和抗战初期的文化宣传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彰显出翦伯赞对历史前途的坚定信念，对于今天的历史运动仍有突出的现实意义。

    在全书最后一章“关于中国社会形势发展史问题”中，翦伯赞对学术界已有的关于中国历史发展形势的各种观点一一予以分析批评，表达了中国全民族抗战必胜的信心，以及中国必须革命和革命必胜的决心。其中，对陶希圣和佐野袈裟美的批判最具代表性。翦伯赞指出：“陶希圣对于中国社会史的见解，经过了无数的改变，这种改变，不仅表现在其不同的著作中，而且即在同一著作中，也常常有前后自相矛盾的地方”。（同上，第315页）陶希圣的这种多变，正是因为“他的政治环境，决定他的历史理论”。（同上，第320页）翦伯赞对佐野袈裟美的批判，则是对其代表的日本帝国主义的批判。翦伯赞指出佐野袈裟美“对于由秦至‘鸦片战争’这一长时间之中国封建社会没有透彻的认识”，“关于中国地主阶级借外力压平内乱的历史事实”，也“很少指明出来”。佐野袈裟美关于“二十一条”是中国政府而非袁世凯个人的论调，更是“成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代言人了”。（同上，第333-334页）这里，本书实际上廓清了当时存在的关于抗战和革命的种种误读和曲解，翦伯赞明确地指出：“中国近百年来，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而抗战爆发以后，则“开始走上独立自由与幸福的新中国的历史前程”。（同上，第342页）这些论述，不仅表达了中国全民族抗战必须进行和必将胜利的决心，并且强调要将中国历史的发展与世界历史的进程统一起来，将中国的抗日战争置于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的大阵营中，即中国的民族抗战所体现出的“彻底性”，“唤起了全世界和平的人类——尤其是国际无产阶级与殖民地奴隶——的伟大的声援与为着这一斗争的胜利而呐喊”。（同上，第13-14页）翦伯赞坚信中国的民族解放斗争会取得最终的胜利，而且这一胜利必将推动全世界反法西斯斗争取得最终的胜利，他指出：“我们这一次民族抗战，是一个伟大无比的历史任务，它不仅改变中国史，而且也改变世界史。现在中国的人民，已经坚决地在执行这一任务，我们深切地相信，这一任务，必将在全世界前进人类的支持与声援之下，获得其最后的决定的历史的胜利，这一胜利之获得，不是‘历史的偶然’，而是‘历史的必然’。”（同上，第344页）这是一个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自信，更是中国史学家对全民族抗战必胜和中国历史前途的自信。

    《历史哲学教程》自其问世以来，产生了广泛的学术影响和社会影响。在学术史上，它作为中国史学上第一部历史唯物主义指导下系统的历史理论著作，对于史学工作者学习理论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同时，作为抗日民族斗争的时代产物，它又以其深刻的论辩、犀利的笔锋为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动抗战时期的先进文化，促进全面抗战和持久抗战的开展提供了精神力量。《历史哲学教程》一书将历史哲学研究与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紧密结合，进而将中华民族的抗战历史置于世界历史的总体进程中，反映了作者深厚的理论修养和宽阔的国际器识。《历史哲学教程》对于史学工作者，尤其是青年史学工作者今天研究历史，学习理论，增强民族自信心，兢兢业业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神圣事业，进而观察国际形势及其潮流仍有重要启示和现实意义。这就是《历史哲学教程》一书的时代精神、理论意义和历史价值。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