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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 2015年01月07日 星期三

    负重“使者”乐莫大焉

    黄桂元 《 中华读书报 》( 2015年01月07日   03 版)

        过去年代,许多中国读者都怀有某种俄罗斯艺术情结,“剪不断、理还乱”。那时候,俄语一度成为了公共外语,《红莓花儿开》、《喀秋莎》、《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三套车》的歌曲几乎家喻户晓,《列宁在十月》、《列宁在一九一八》中“面包会有的”、“让列宁同志先走”的句子,成了历时数十年的流行语,高尔基《海燕》固定在语文课本,奥斯特洛夫斯基在《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通过保尔·柯察金说的“名言”,“人的一生应该这样度过……”无数中国人耳熟能详。进入新世纪,那段“流金岁月”已成遥远往事,如今全球化语境下,人们的文化需求已日趋多元,但谁又敢轻视俄罗斯文学在世界文坛的巨大影响力呢?

        美国媒体曾提供一份数据,由“125位英美名作家评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书”,相当于世界文坛的一份“民意”调查。其中两项颇受关注:一是“19世纪最佳作品”中,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战争与和平》、《契诃夫小说集》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分别位居第一、第三、第五、第九;一是“得分最多的作家”中,托尔斯泰以327分高居榜首,莎士比亚以293分位居第二,后面依次为乔伊斯、纳博科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如此硬梆梆的数据,显影了一幅真实图景:无情的时光逝波,并没有淹没俄罗斯文学的世界海拔高度。

        谷羽先生一直坚信,俄罗斯文学的生命力必将恒久。三年前,我在一个诗歌研讨会上初次见到谷羽,虽对其大名已有耳闻,见面却只是礼节性的,并无一见如故的热络互动,他的儒雅学者气质多少把我“镇”住了。江弱水先生曾用“白发萧然而步履健如”的语言描述谷羽,极神似。我回去上网“百度”,发觉自己实在孤陋寡闻,谷羽先生对于俄罗斯文学在中国的译介,其影响所及,完全可用“覆盖”比喻。

        不久前我们约了一次见面。先生笑吟吟带来了新出版的四部俄罗斯诗人的诗集,这是我在这个寒冷冬季收到的最温暖的礼物。四部诗集,有茨维塔耶娃的《我是凤凰,只在烈火中歌唱》、蒲宁的《永不泯灭的光》、勃留索夫的《雪野茫茫俄罗斯》和巴尔蒙特的《太阳的芳香》,印制精美,装帧素雅,那一刻,我居然有了我这个年龄不大容易产生的那种感觉,怎么说呢,那差不多是一种小孩子被宠爱着的幸福感。在每部诗集的首页,先生对我分别示有四种不同称谓:“诗友”,“校友”,“诗歌评论家”,“同乡”,先生的认真、细心、诚挚、友善,可见之一斑。四种称谓,前三种大体属实,至于同乡,我的身世并不是“籍贯”所能概括的,且不去说它。这四部译著远非先生的全部成果,仅2014年,他就出版了八部译著,2015年还将有四部书出版。其实,我更“贪心”他的那部86万字三卷本文学传记《茨维塔耶娃:生活与创作》的签名本,由于该书出版于2011年,他手头已经没有,我也只能求助于书店订购了。

        2003年,谷羽正式从南开大学外语学院西语系退休,已是63岁。之前,先生出版过《俄罗斯名诗300首》、《普希金爱情诗全编》、《克雷洛夫寓言九卷集》、高尔基《在人间》、《契诃夫中短篇小说选集》等译著,并曾主编《俄罗斯白银时代文学史》等书。谷羽尤其钟情于俄罗斯诗歌的高贵、浪漫、纯净与深沉,如果把俄罗斯文学比作一座雄伟瑰丽的殿堂,他认为支撑殿堂的两大支柱是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而镶嵌在塔尖最耀眼的那颗明珠则属于普希金。

        有趣的是,先生与俄语的不解之缘,纯属一次“意外”事件。读中学时,他开始接触俄语,最犯愁的是,舌尖颤音“р”怎么也发不出来,光练“打嘟噜”就练了一个多月,他做梦也不会想到日后会与俄语打一辈子交道。他本来喜欢的是语文,特别是古典诗词,也在偷偷写诗,考大学报的也是中文系古典文学专业,却偏偏被分到了外文系俄语专业。那年月,个人服从分配乃天经地义,无商量余地,谷羽舌头不利索,还要硬着头皮每天“打嘟噜”,实属无奈,但正是阴差阳错的“被选择”,决定了他此生不可逆转的文化“使者”情怀和学术方向。

        退休后的谷羽先生,稳步进入了事业的辉煌期,如今发表的译作和研究成果已超过千万字,对于一位年逾古稀的老人,堪称奇迹。俄罗斯诗歌史上曾有群星璀璨的“黄金时代”和“白银时代”,涌现出普希金、莱蒙托夫、丘特切夫、费特、阿赫玛托娃、叶赛宁、帕斯捷尔纳克、茨维塔耶娃等杰出诗人,谷羽都一一向中国读者做了译介。他的恩师李霁野先生曾告诉谷羽:“文学翻译难,诗歌翻译更难……你该记住两句话:一是对得起作者,二是对得起读者。”他一直铭记在心。费特是俄罗斯纯艺术派的代表性诗人,对诗的节奏韵律非常讲究,为保持诗的“原汁原味”,他采用以“顿”对应音步的方法,直到把费特诗歌的形式美与节奏感真正表现出来才满意,而全书的翻译过程竟持续了近二十年,也是一段佳话。

        与此同时,先生也在身体力行地把中国当代诗人介绍到俄罗斯,其动机乃至动力,竟源于一次“心理失衡”。谷羽曾问过俄罗斯诗人彼得·维根读过哪些中国诗人的作品?对方想了想,回答:“李白、杜甫。”又问:“当代诗人呢?”对方茫然,好半天才说出“艾青”的名字。这件事深深触动了谷雨,他意识到,俄罗斯读者对中国当代诗歌的了解基本是个空白,“来而不往,非礼也”,他要打破这种“不平衡”,让中俄诗人作品“双向”流动起来。近年来,经他推介,俄罗斯读者已经知道了邵燕祥、流沙河、牛汉、北岛、顾城、灰娃、席慕容、王家新、张执浩等近三十位中国诗人的名字和作品,他说这得益于自己与俄罗斯汉学家的合作顺利,乐莫大焉。我也曾提供过一些诗人作品,一再得到先生的表扬,我只有“再接再厉”。我在一次通话中大发感慨,当今中俄文学交流中,您是最负重的使者,最无私的劳模,没有“之一”。先生忙不迭阻止我说下去。但这是事实。谷羽不需要恭维,而我也不需要恭维任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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