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良师益友

    我从上初中起就爱读书看报，半个多世纪以来，读书看报已经成为我日常生活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1987年，我调到人民教育出版社历史室当编辑，社里室里订了很多报刊，读书看报很方便。记得最初见到《中华读书报》时，我立刻想起少年周恩来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故事，觉得这份报刊名字起得好。读过几期以后，我就喜欢上《中华读书报》，因为它刊载的读书心得、出版信息，以及教材改革方面的经验，对提高我的业务水平有直接帮助。我视《中华读书报》为良师。

    举例来说，第494期《中华读书报》第一版头条新闻，正标题《专家呼吁：给中文一点空间》，副标题《高等语文教学及教材改革研讨会在京举行》，我还没看正文，仅受标题的启发，联想到编写中学历史教材，课文不要把内容写满，要给学生留有思考历史问题的空间，那才有利于发展学生的智能。我的这个想法在后来人教版历史教材中得到贯彻。这期报纸第三版“视点”刊登了清华大学葛兆光教授给台湾大学研究生开列的“中国思想史研究方法”课程文献。我在大学学历史的时候，正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讲的尽是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思想文化史是空白。这个文献单指导我了解中国思想史，弥补了我的知识缺陷。正好新课程标准强调思想文化史的内容，在编写新教材的过程中，这个文献单帮了我的大忙。文献单第二讲“近年来的考古新发现与思想史研究”开列李学勤、裘锡圭等专家的著作。我受裘锡圭先生“读古书要注意考古资料”的启发，撰写出《小物件，大用场——谈牛耕和牛鼻环》的文章，发表在《文史知识》上，辅导师生理解教材，受到广大师生的欢迎。后来，我还根据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斗卮实物，撰写了《“李白斗酒诗百篇”应当怎么解释》的文章，发表在《中华读书报》上。文献单第三讲“关于图像的思想史研究”开列邢义田、赵化成等专家研究画像石、画像砖、壁画的一些著作。这些著作适应了上世纪90年代以来教科书向图文并茂发展趋势的要求，对提高历史教科书质量帮助很大。如画像砖《竹林七贤》的图片就上了教科书，我还撰写了文章，回答师生们对《竹林七贤》图提出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关于图像的思想史研究”启发我们思考如何根据教学需要选择图像，教师如何充分发挥教科书上图像的作用。我撰写了《挖掘历史照片文献价值，发展学生历史思维能力》的论文，发表在《历史教学》杂志“教材研究”栏目上，受到历史教师的好评。

    编写历史教科书，在观点上要依据课程标准，反映史学界主流意识，不能把自己的观点写入教科书。比如写秦始皇统一中国，必然要讲到“焚书坑儒”，史学界一般认为确有其事，而我研究后认为，“焚书”之事属实，“坑儒”之事虚传。2009年我退休后，坚持阅览《中华读书报》。年底见到“国学”版刊登李开元先生《焚书坑儒，半桩伪造的历史》的文章，我赞成李先生对“坑儒”提出的四点疑问，我自己还有更多疑问，于是写了《“焚书坑儒”辨》投出去。很快，《中华读书报》就刊登了我的文章。从那以后，我不断给《中华读书报》写文章，至今已发表了近三十篇文章。

    我写文章有一个缺点，拟不好题目。我写出《杜诗〈刘九法曹郑瑕丘石门宴集〉评介》的文章投给“国学”版红绢编辑，见报后题目变为《杜甫的一首反腐诗》。这一改动，题目既简洁，主题又突出，令我十分敬佩。我还写了一篇《读李白的〈古朗月行〉》，见报后题目变为《〈古朗月行〉的影射意象》，这比我原来的题目生动多了，令我万分感激。古人留下许多改动诗文一字，便可为师的故事。《中华读书报》的编辑多次为我的文章妙改题目，实在是我的良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