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今天如何写历史

    胡乔木在谈话中还说了这样一些话：“对于历史上的一些说法，不能全盘接受。那样，写不出党的历史。”“不能指责太多，但也不能原谅太多。从历史上最高的‘董狐笔’，该怎么记就怎么记。……不能把所有既成的事实都加以合理化。”即便我们站在今天的高度，我们还能否有这样的认识呢？诸多党史研究者乃至历史研究者的内心世界，是否会因此而生出诸多触动或感慨呢？

    现在还能记得1991年初读《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时的触动，那时的我，还是在近代史所供职不过七八年的青年人，又值那个略显“沉闷”的年代，能读到这样一本“陈言大去，新意迭见”（胡乔木语）之作，确实留下了较为深刻的印象。尤其是胡乔木为这本书写的《题记》，用他自己评价这本书时所用的“陈言大去”来形容，也不为过。这篇简洁利落颇为可读的《题记》，很不像是我们惯常可见的那些正襟危坐的皇皇之作，却在有意无意之间反映出我们习见的作为政治家的胡乔木先生所具有的另一面的学者或文人底色。当然，这本书的主编胡绳先生就更不用说了，治中国近代史的学者，很少有人不知道胡绳的大名，而且以他所撰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的独到之见与老辣之笔，谁又能想到，这是出自一个30岁青年之手呢。所以，由胡乔木先生创意督导、胡绳先生担纲主持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集中共历史研究诸学者名家之力，出版当年即风行一时，以后又不断重印，在当下时兴的网络空间“豆瓣读书”中，这本书被给出了近8分的高评价，其中有个评价说：这是目前最好的党史，注意，不是之一。可见现在的青年读书人、爱书人也并不如坊间所担忧的那般“虚无”。

    在《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出版20余年后的今天，由这本书的主要执笔人金冲及先生根据当年笔记记录整理出版的《一本书的历史》，披露了在这本书的编写过程中，胡乔木和胡绳对于编写方针、史实叙说、历史评价、史著写法、史料运用等方面的谈话大要，不仅使我们了解到这本书的编写秘辛，更好地理解这本书的价值所在，而且对一般性的历史研究也颇具意义。可以说，这些谈话提出并回答的有关中共党史研究的问题，也可以被非中共党史的历史研究者转换为自身研究所应面对的问题，或者说，可以有这样的提问：我们今天如何写历史？

    看了《一本书的历史》所引述的胡乔木和胡绳的谈话，印象最深的一点，是他们对历史研究本质的把握，尤其是胡乔木，作为资深政治家，又是中共党史研究最初的开拓者，他对《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写作的指导，更多地表现在那些提纲挈领、要言不烦的言论中，其中着重强调、反复强调的就是“新意”。诸如：“要使人看了觉得有新意”；“要提出一些见解。没有见解，这本书人家就不要看了”；“如果平铺直叙，像老的党史写法一样，不可能吸引今天的青年和思想界的注意”；“一定要有新的，过去没有着重讲述的，甚至忽略的，而现在需要解释、说明、强调的内容”。关于“新意”，他还有较长的一段言说：“老说那些说过多少遍的话，读者不会有兴趣，我们也没有兴趣。我们在观察历史，历史需要不断重新观察，每次观察要有新的内容。历史是非常丰富的，可以从许多角度来观察。人们的思想也不会像我们现在想的那么简单的几条。他们有各种各样的想法。社会生活是复杂的，要宣传党的七十年，就要看到它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不是老一套，重播一遍，要确实说出些新东西。”

    胡乔木强调中共党史的研究要有“新意”，看似科学研究的常识，简单直白，其实细究起来，还真不是那样简单。中共党史研究，可以说是主流学科，但是，党史研究的定位，因为种种历史的、现实的、政治的、其他的原因，又未必是那么明确的。不少党史研究者，习惯于从党的决议和文件出发诠释党的历史，结果便使得一些党史论著，或者是陈陈相因，了无新意，或者是朝三暮四，应时而变，也就成了胡乔木所言，不要说“读者不会有兴趣”，就连党史研究者包括胡乔木、胡绳这样的党史研究领导者“也没有兴趣”。如果结合胡乔木在论及党史研究时说的，“要加强党史工作的科学性”，“我们需要用科学的态度，科学的方法，科学的论证，来阐明有关我们党的历史各种根本的问题”，便可知胡乔木此言的深意所在。

    那么，什么是胡乔木心目中的党史“新意”呢？在胡乔木有关《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写作的谈话中，他对党史的评价，着重谈的是1949年以后，这也被认为是不太好写，有些“敏感”的时期，胡乔木却并不避讳，直白道来，言谈确实颇具“新意”。例如，他明确提出：“‘合作化高潮’不宜用肯定的口气来讲，类似的说法还很多”；“1957年以前，毛主席工作里的任意性、工作指导中的任意性，已经表现出来了。讲集体领导，很难说”。或许，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学术的进步，这样的言说今天已经“脱敏”了，但是在《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写作的年代，与那些墨守成规之见相比，应该说，胡乔木的认识确实有其高明之处。

    胡乔木对于党史“新意”的理解，更多地可以从他对“极左”思潮和“文革”的态度反映出来。在有关《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写作的谈话中，胡乔木对“极左”思潮和“文革”持强烈的否定立场和批判态度。例如，书中原稿曾有这样的表述：“文革”造成更加广泛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迷雾。胡乔木批注说：“文革”不能成为阶级斗争扩大化，因为这斗争本身是捏造出来的。书稿据此修改为：“文革”造成到处都有阶级斗争的紧张空气。书稿中另一处的表述是：“文革”不是不可避免的。胡乔木认为：这样的表述“太软弱了，应该说这是完全错误的”。他特别强调说：“错误是深刻的，就要深刻地写，不要让读者感到我们在维护，不敢接触。对20年的‘左倾’要认真批评。”所以，胡绳认为，胡乔木“贯穿在这些修改意见中的根本精神就是，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联系到那个特定的年代，不能不说，胡乔木对党史要去陈言、有新意的强调，对于这本书的成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令人深思的是，胡乔木在谈话中还说了这样一些话：“对于历史上的一些说法，不能全盘接受。那样，写不出党的历史。”“不能指责太多，但也不能原谅太多。从历史上最高的‘董狐笔’，该怎么记就怎么记。……不能把所有既成的事实都加以合理化。”即便我们站在今天的高度，我们还能否有这样的认识呢？诸多党史研究者乃至历史研究者的内心世界，是否会因此而生出诸多触动或感慨呢？

    如果说胡乔木的谈话着重在这本书写作的宏观指导，那么作为主编的胡绳，则更多地谈到书稿写作中的不少具体问题，可以说，到那时为止的有关中共70年的历史，胡绳是无所不谈，而且每有真知灼见，其中尤有深意的是他对“中间阶级”、“中间层”、“中间派”也就是广义的“中间力量”或“中间势力”的理解与分析。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在其革命历程中，如何处理与“中间力量”的关系，始终是影响革命发展的重要因素。所谓“中间力量”或“中间阶级”，一般指的是民族资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农村中的中农等阶级或阶层。作为革命的领导者，中共在理论上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在实践中看重的是无产阶级即工人阶级和农村贫雇农的力量，而对于中间阶级的地位和作用，中共的认识和政策不时摇摆且不无偏差，而这在很大程度上又决定了革命的走向和成功与否。如胡绳所言：“中国有很大的中间层，色彩多种多样。”“中间阶级的政治倾向在中国的情况下不可能单一的，一定是从左到右，各种各样。”“中国革命遇到一个重大问题：如何影响、团结中间层，就是统一战线问题。如何又团结又斗争，总的是团结。这是很大的问题，这样才能成功。”不过，这样的看法过去也有，只是胡绳更为强调而已。胡绳在这个问题上的“新意”在于，他对中间阶级的定义有了新的认识，除了过去所说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之外，对于农民阶级，胡绳并未特别强调中农和贫雇农的区别，而是将农民都划为广义的中间阶级。这样的看法确实有其“新意”，也符合阶级论的一般认识。联系到历史上的贫雇农“打江山坐江山”的偏差和长期以来“贫下中农”的叙事话语结构，胡绳的看法更显其意义。

    尤有进者，胡绳还认为：“无产阶级是革命的，是它的阶级本性。这是说有可能性，不是都已经革命了。”所以，在这样的认识架构中，如何认识广义的无产阶级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其实是一篇大文章。在晚年胡绳的历史认识中，包括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等等，都是革命的阶级，但并非自然就能成为革命的力量，而只是革命可能的基础，政治上往往是站在中间的，处于中间状态，不可能一开始就都自动跟着共产党走。如何使他们成为革命的力量并跟着共产党走，关键还在于中共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否切合实际，是否能够满足他们的要求，是否能够引领时代的发展。这样，就将革命的阶级基础及其理论可能性和现实实践性有机地结合起来，为中共领导的革命历程的曲折变化和丰富多样，提供了广阔的研究空间。

    看了《一本书的历史》，感觉胡乔木和胡绳两位的谈话，有关1949年以前中共历史的重心在抗日战争的研究，有关1949年以后中共历史的重心在“文革”的评价，对于中共初创时期的历史和解放战争的历史也有不少涉及，唯独对于1927-1937年的中共历史，则两位似都所言不多，这是令我有些困惑不解或不太满足的方面。具体说到1949年以前的中共历史，抗日战争的重要意义当然毋庸置疑，可是，从1927年国共分裂到1937年抗战爆发、国共再度合作这段时期的历史，也是中共历史中非常重要的一页，为何两位都没有多所言及呢？或许这也是今后从事中共历史研究的学者所应关注的吧。

    回望《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的出版，《一本书的历史》或者可以说为我们提供了历史研究中的背景或注释，使我们得以知晓那个年代是如何诞生了这样一部著作的。胡乔木和胡绳两位先生都可以说是政治家，深知“历史要有政治性”，也可以说都是学问家，追求史著要有新意。他们对于中共历史的认识和观察，代表了他们在那个时代所能达到的高度，也为我们今天如何写历史提供了丰富而有益的启示和参照。后人当然可以有这样或那样的不同认识，也当然可以超越前人的认识，但无论如何，对于前辈的努力和追求，对于他们达致的高度，作为后人的我们，也当有一份应有的尊重和敬意，这样，方可使我们的学术研究代有传承，不断进步。

    胡乔木在为《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所写的《题记》结尾时写下了这样一段话：“进入下个世纪，如果本书作为素材还多少有用，至少书名将改变为《中国共产党的八十年》之类了。但是，话何必说的这么远呢？”倏忽20多年已过，胡乔木写作时的“下个世纪”也已经又过了一个十年之期，《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仍然有其不可替代的意义。但是，我们还是期待能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更多更好的党史读本涌现，这样也方才不负前辈的殷殷期盼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