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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第一辑（包括《莫友芝日记》、《汪荣宝日记》、《翁曾翰日记》、《邓华熙日记》、《贺葆真日记》、《徐兆玮杂著七种》、《白雨斋诗话》、《俞樾函札辑证》、《清代两代金石书画史》、《扶桑十旬记（外三种）》），张剑、徐雁平、彭国忠主编，凤凰出版社2014年3月第一版
“个体”的“俯首细看”与史料的关联整合
“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以下简称“史料丛刊”）第一辑收书10种，其中日记、书信是该丛书的特色内容，之所以如此定位，这在“史料丛刊”总序中已有表述：“（丛书）揭示在宏大的中国近现代叙事背后，还有很多未被打量过的局部、日常与细节。……近现代中国是大变革、大痛苦的时代，身处变局中的个体接物处事的伸屈、所思所想的起落，藉纸墨得以留存。……我们整理史料，是提供一种俯首细看的方式，或者一种贴近近现代社会和文化的文本。”日记、书信多未被修正、润饰，具有较为原始的私密性特征、明显的个人印迹，以及亲切细碎的叙写方式，这与“总序”中所强调史料的“个体”与“俯首细看”性质颇为契合。
当然，在强调日记、书信的独特性的同时，也要留意这些具有明显个人印迹的史料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多由个人视角、立场或表现体裁导致。为减少阅读效果的偏差，必须将它们与其他文献建立关联。这种关联的建立，其实在“史料丛刊”中部分著作的前言中已经强调或实践。如潘建国考察以徐兆玮（1867-1940）“杂著七种”为中心的小说活动时，就结合了徐氏几十年的日记。日记中关于小说购藏、阅读、著述等方面的活动为阐发“杂著七种”的历史脉络提供了重要参照。张燕婴整理的《俞樾函札辑证》，辑录俞樾致师友函札近900通，整理者将俞樾函札置于《春在堂全书》的体系中阅读、考订，对函札的考释编年用力深细。如果没有建立一通函札与“全书”体系的多重关联，函札的内涵与时空位置就难以准确界定。
日记书信的关联，还有另外一种方式，即超越同一作者的界域，与其他文献进行比照。如将《莫友芝日记》、赵烈文《能静居日记》、《张文虎日记》等与《曾国藩日记》合并观看，就可见晚清最大幕府中士人活动情况以及乱世变动的轨迹。还可将《贺葆真日记》与姚永概《慎宜轩日记》以及刘声木《桐城文学渊源考》并观，以考察晚期桐城文派的发展变化。又可将《翁曾翰日记》与《翁心存日记》、《翁同龢日记》合并，以见一家之史以及一家人眼中的国史。总之，没有完全自足的文本，没有面面俱到的记事，史料只有在比照关联中才能充分显示其价值。
年谱编撰与日记中的“他人之眼”
人物生平研究中有“交游考”一项，其目的是以某人的社会交往来界定他的所作所为或推测其所思所想，是通过周边来观察本人，将众人观察之“碎片”连缀成一种较具系统的“个人简历”。日记所录内容琐细丰富，往往成为拼合“个人简历”的宝库，近年出版的多种近现代知名人物的年谱，之所以较有规模，得益于日记的整理出版。如晚清重要文人刘熙载，欲了解其生平行事，一般是查看今人整理的《刘熙载文集》及俞樾、萧穆等撰写的碑传，然碑传信息有限。倘欲撰刘氏年谱，在基本材料外，《翁心存日记》中就可查自1855-1862年关于刘氏的14条记载，这些记载多有刻画评说，十分难得。此外，在“史料丛刊”所录《莫友芝日记》中，自1861-1868年有关于刘氏记载有15条。杨抱朴编《刘熙载年谱》（辽海出版社，2010年），翁氏日记未能参考，而莫氏日记所录，全部转引自张剑的《莫友芝年谱长编》。现在作为一手文献的《莫友芝日记》出版，查看该书后的人名索引，即可查到有关刘熙载的记述。
又如从书后索引入手，可得关于何绍基的记录多条；转查曾国藩、翁心存日记，亦有关于何绍基的记载。经比照，何绍基同时出现在曾、莫两人同治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的日记中：
……出门拜何子贞，又至贡院与少泉一谈，午正归，见客一次。阅何子贞诗集己未、庚申、辛酉三年卷廿一、二、三。未正，请客一饭。子贞、申夫、子偲、开生、惠甫、魏盘仲诸人，至上灯始散。……（修订版《曾国藩全集·日记》，第115页）
爵相招午饮，在坐者何子贞、李申甫、刘开生、赵惠甫、魏磐仲也。子贞年已六十六，犹矍铄如己未京华往还时，游兴甚健，不似郘亭颓唐也。（《莫友芝日记》，第124页）
比照曾、莫所记，后者的文字在记事之外，明显有描写性质，可见何绍基的精神状态，且在其中牵涉人物对比（何与莫）及时间对比（当下与咸丰己未），故文字自有一种意味。钱松的博士论文《何绍基年谱长编及书法研究》（南京艺术学院，2008年）是颇见功力之作，因条件限制，其时只能采用曾国藩所记；若参考莫氏日记，何绍基年谱便可以增加三条两人直接交往记录，其中有一条颇有价值，同治三年十二月十二日：“子贞见访，索看唐写本《说文》，借携《唐白鹿祠》及《狄梁公祠记》二碑去。”同月十六日有还二碑拓本的记录。这类记录，可略见晚清碑学兴盛的景况。
日记“互记中的不对等”
两人交往，或多人共经历一事，在日记中或有互相记录及共同关注的文字。由于各人日记体例不同、篇幅有详略等原因，这类互记并非一一对应，如单凭一人记载，拟构曾经发生之事，往往有缺漏之弊。笔者整理晚清古文家贺涛之子贺葆真的日记，见其中多有关于姚永概言谈及行事记录，言谈中包涵不少关于文章的论说；姚永概有篇幅较大的《慎宜轩日记》（黄山书社，2010年），但每日所记较简略，持贺氏日记与姚氏日记对照，发现姚氏只在1919年明确记录了一次与贺氏的交往。如此差异，不是前辈与晚辈的年龄差异所导致（姚氏长贺氏12岁），可能是贺氏的地位不那么重要，更由于“书写规则”的不同。贺氏日记采用近似实录性的叙写方法，姚氏日记近似节要性的记事。如单看姚氏日记而忽视略有景仰性质的贺氏所记，则对姚氏的文章学术观念和徐世昌幕府文人群体的活动不能全面把握。
日记“互记中的不对等”，应是常见现象。曾国藩日记内容十分丰富，素为学界重视，但他也是有选择性地记录。他私下的谈话，保存在幕僚的日记中。赵烈文《能静居日记》所记录的私下言谈颇多，学界已开始发掘。莫友芝的日记记录曾国藩谈话不多，但亦有重要者，如同治六年七月廿九日所记：
谒辞湘乡相公，将以来月初二登舟往浙江。相公谓凡他子史、名集、旧本、初印得其一足矣。唯《说文》、《通鉴》、《史记》、《汉书》、《庄子》、《韩文》、《文选》，有善刻善印，不妨多收异本，此七书直与十三经比重也。（第219页）
查曾氏此日日记，未提及莫友芝。曾氏此说，当与其阅读体会相关，“七书”多是他反复阅读或十分推崇之书，在他的日记中可时见阅读记录，将七书与十三经比，也是他文章观念的体现，与此前桐城诸家相比，曾氏文章学术的气象格局已有扩大之势。
赵烈文与莫友芝同在曾国藩幕府中，两人交往密切，《莫友芝日记》后索引“赵烈文（惠甫、惠父、惠）”条目即有揭示。现初步对照两人日记，互相记录的有26次，然赵烈文单方面记莫友芝而莫氏日记未有对应记载的至少有26次，反之，莫友芝单面记载赵的也有多次，因此编莫友芝年谱或考察莫友芝与赵烈文交往，不能单依据其中一种日记，而应并观比照。
19世纪北京年均沙尘天的再探究
古代文献关于沙尘天的记录主要集中在少数极强沙尘事件，一般性沙尘天记录则特别稀少。《翁同龢日记》则有较为连续的记录，张学珍依据其中记录，统计分析出1860-1898年北京年均沙尘天为10.4天（见《古地理学报》2006年第1期）；但翁同龢之父翁心存的日记出版后，经对读，可知翁同龢的沙尘天气记录有较大缺漏，笔者选取翁氏父子同在北京的1860-1862年进行分析，以此三年计算，年均沙尘天为22天。此结果先后以不同形式发表于《中华读书报》（2011.10.19）和《南京大学学报》（2013年第3期）上，这是最保守的分析统计结果。稍后有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杨煜达等据《翁心存日记》进行研究，得出19世纪中叶北京年均沙尘天达31.36天（见《古地理学报》2013年第4期）。
关于北京的年均沙尘天研究，至此似乎可以告一段落，但“史料丛刊”中《翁曾翰日记》的出版，则表明还有继续探究的空间。翁曾翰是翁同龢的嗣子，他的日记断续地记录了1863-1876年间的28个沙尘天，他们同在北京时，翁曾翰记录的沙尘天就有4次未见于翁同龢日记。还可继续前进，年轻的翁之缮（翁同爵的曾孙）在1889-1897年的日记中零星地记录了北京的9个沙尘天，与翁同龢所记对照，有4次未被翁同龢记录。如此罗列，说明就沙尘天气记录而言，每一种日记皆有缺漏，只有在互相比照中才能整合较完整的数字。因此关于19世纪北京年均沙尘天的研究结果，或因《翁曾翰日记》以及即将整理出版的《翁之缮日记》有微调的可能。
在没有沙尘记录的清代，翁氏家族几代人在日记中持续地留意沙尘天，也是一种独特的“家族特征”，这种特征的形成，可能是因为晚辈有观摩长辈日记的机会，因而出现后代的仿效与传承；不过就翁氏家族几代日记关于天气记录的完整性以及对沙尘天的留意程度而言，一代不如一代，后人所记，较为随意，远不及翁心存专注，“家族特征”明显有衰减的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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