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华杰：博物学复兴正当时

    深秋的北京，天气寒凉，雾霾之后清新的空气让人心情舒畅。在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记者走进北京大学李兆基人文学苑刘华杰教授的办公室。刹那间，记者有一种错觉，因为墙上到处挂着的各种照片让你一下子仿佛置身于一个植物世界。摇曳的日影洒在这些色彩斑斓的照片上面，像是一个个无声的音符在跳跃。指点着一幅幅照片，刘华杰向记者娓娓讲述起它们的故事和自己的博物学人生。

    “《赤脚医生手册》引导我爱上博物学”

    1966年，刘华杰出生于吉林省通化市鸭园公社四道江大队，那是长白山附近一个很偏僻的地方，方圆十几里没有人家。哥哥开始读书后，刘华杰失去了几乎唯一的玩伴，只能一个人在大山里玩。就在那样一个封闭的环境中，家里的一本书《赤脚医生手册》帮了大忙。时至今日，刘华杰对于这本影响了其一生的书仍记忆深刻：“像旧式的《新华字典》一样，厚厚的一大本，红色的封皮，里面有很多草药的插图。”对照着书中的那些插图，刘华杰在山上开始学着认识一些草药的名称，慢慢培养起了对植物的浓厚兴趣，可以说，《赤脚医生手册》成为了他走上博物学道路最早的引路“人”。

    从高中到大学再到研究生，在接下来的十几年中，刘华杰辗转于不同的城市求学，年少时和大自然建立起的最初联系几乎完全中断了，直到1994年博士毕业，他被分配到北京大学教书，事情才出现了转折。“我对植物的兴趣在中断了十几年以后被重新唤醒了”，刘华杰说。谈及转变的原因，他认为有两点：一方面，因为工作以后一下子变得自由了，有了充足的时间去从事一些自己感兴趣的事情。另一方面，则是赶上了数码相机普及这样一个好时代，记录植物变得非常方便、省钱。

    到北大工作后，刘华杰最初主要从事自然科学的哲学问题研究，这与他现在进行的博物学研究相差甚远。这中间的转变又是如何发生的呢？刘华杰说：“一方面我对植物有着强烈的爱好，很享受这个爱好给我带来的乐趣，另一方面，我一直在做科学哲学和科学史研究，于是我想能不能把两者结合起来。好友刘兵也提醒我把爱好与学术联系起来。”刘华杰不仅想了，而且认认真真地做了。博物学研究就恰好处于这两者的结合点上，于是他豁然开朗，一下子找到了新的研究方向。回想起当年的这个转变，时至今日刘华杰仍然倍感幸运，他庆幸可以从事博物学这样一件自己既感兴趣又与工作密切相关的事情。从2006年起，刘华杰开始把视野聚焦到了博物学史、博物学文化这一专门领域，他带领学生全力从事二阶博物学研究工作。

    “憧憬天人系统的可持续生存”

    刘华杰所从事的博物学研究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植物博物学的亲自实践，第二阶段是博物学的理论研究（包括博物学史、博物学编史纲领、博物学认识论和博物学文化等），在这两个阶段他都不遗余力地辛勤耕耘着。

    刘华杰喜爱植物是出了名的，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植物分类学家、植物地理学家王文采曾说：“我完全想不到一位哲学家竟然对植物界、对大自然高度热爱，对北京平原和山区的植物如数家珍，对此，我深为钦佩，刘先生是一位不多见的多才多艺的业余植物学家。”刘华杰采用个人化的博物学方法快速认识了许多植物，并且能够发现植物学家未曾注意到的一些问题，如手性、新的入侵种、未记载的寄生方式等。办公室墙上贴得满满的照片也是一个间接证明。“这些照片是我在全国甚至世界各地拍摄的”，他曾经不远千里飞到云南去看某些具体的植物（如杓兰和杜鹃花），也曾一个人驾车穿越内蒙古大草原直至国境线拍花，为了这些花花草草，他吃了不少苦，甚至还不止一次遇险。有一次他独自一人开车去京郊的百花山观赏大花杓兰，在半山腰倒车时不小心走空了，车子悬在了半空，差点滚到坡下。还有一次是在美国夏威夷，原因自然也是因为看花。翻了几座山后他顺着一串瀑布往下走，最后认定走不通。但是多级瀑布下来容易，爬回去非常困难。幸运的是，他节省用水、保持体力，连翻几个山梁，终于走了出来。谈及这些昔日经历过的危险，刘华杰现在已满是轻松，他笑着说：“其实有些危险是可以避免的，之所以发生是因为自己经验不足，每一次经历都让我积累了更多的经验。”不仅到处看花拍花，刘华杰自己也种花养花。在昌平自家的小院里他种植着许多花草，还有樱桃、柿子、冬枣、李子、核桃、山楂等果树。他甚至把一株青檀树苗移栽植到了北大校园里，“北大目前只有一棵青檀，是我栽的，现在长得挺好！不用担心，它是优秀的本土物种。”刘华杰的语气里有着难掩的骄傲和自豪。

    在第二阶段的理论研究中，刘华杰现在的研究方向是博物学史，他也指导自己的学生在从事这方面的案例研究工作。2012年，他的两个博士分别以英国的约翰·雷和瑞典的林奈作为博士论文的研究对象。约翰·雷和林奈都是在现代科学史上占据非常重要地位的学者，然而长期以来国内外却鲜有人做深入细致的研究。在此之前，国内能找到的关于他们的介绍文字就只有区区数百字，抄来抄去，没有细节。至于他们的著作几乎没有人接触过。刘华杰指导他们第一次对约翰·雷和林奈进行了细致的研究，写出了十多万字的博士论文，其中一本已经正式出版。

    刘华杰曾写过一段话：“钟情于美丽的花朵，代表着人的一种天性。我们依恋着大自然，我们属于大自然；而时代精神不能不关注盖娅。博物学在乎的花朵好比女性，哲学在乎的理性好比上帝，女性与上帝一定要对立吗？是否有合二为一的可能性？我认为有，比如女神！比如敬畏自然，憧憬天人系统的可持续生存！”心中的“女神”，这或许就是博物学之于刘华杰的意义吧！

    博物学生存也行，而且更合理

    时至今日，博物学是一门已经脱离了当下各级学校课程表的古老学问，因为按流行的标准它没有用。但是，在刘华杰看来，以博物的眼光观察、理解世界，人生会更丰富、更轻松。博物学家在各处都看到了如我们一样的生命：人与草木同属于一个共同体，人不比其中任何一种植物更卑贱或更高贵；我们可以像怜爱美人一般，欣赏它们、珍惜它们。在刘华杰不遗余力的倡导下，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起了这门古老而又年轻的学问。其实，喜欢户外活动的人近些年已经越来越多，观鸟看花的人也多起来，但是这些人一旦用刘华杰所说的博物学武装起来，境界就完全不同了。首先，这些过着贴近大自然生活的人像找到了家一般，意识到自己所在乎的事情与自然科学的博物学传统有关。其次，有了理论，他们更加理直气壮地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过自己喜欢的生活。刘华杰说，户外活动、自然教育、环境伦理学、保护生物学等，都可以与博物学结合起来，从博物的角度看世界，有助于反思现代性的根本弊端，而且不仅仅是思想层面的反思、批判，博物学还直接给出了实践指南。旧博物学进路稍加改造就可以用于丰富我们的人生，帮助我们欣赏大自然的多样、精致，与主流工业文明保持一定的距离。

    “博物学家在观察世界时往往会有不同于别人的看法，而这些看法对于我们人类的持续生存具有十分深远的意义”，刘华杰说。比如作为大文豪的歌德曾写过一本名为《植物的变形》的书，他在这部诗歌体著作中提出了一种科学上的重要创新，他认为花瓣和雄蕊之间有个转变和过渡，植物体的各部分最终都是由叶变来的，这种认识在后来仍被证明是完全正确的，而歌德采用的是不同于现代主流科技界带有浪漫色彩的博物学认知方式。另外像畅销书《寂静的春天》的作者卡逊，通常人们介绍说她是科学家和作家，忽略了她的博物学家的身份。在《寂静的春天》里，她从一个博物学家的角度敏锐地发现了农药、化肥的过量使用给人类造成的灾难。“生物多样性”是现在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个概念，它的积极倡导者哈佛大学的威尔逊也是一位著名的博物学家，他专门从事蚂蚁研究，也研究社会生物学和哲学。刘华杰说，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一种科学理论演化论（进化论）就是从博物学传统的脱胎的，博物学眼光看世界相当于从演化的角度看世界，因而博物学与哲学、人生的关联就不再是表面上的了。

    在刘华杰看来，现代社会发展得太快了，以科技为驱动，整个地球越转越快，没有丝毫减速的迹象。这会导致个体、群体、环境等一系列不适应性，而适应是极端重要的。人们想当然地认为科技的进步会促进生活的改善，从而让大家过上更好的日子。然而实际上却并非如此，道理很明白：快未必就是好。因为快到一定程度风险也在增加。圣雄甘地说这个世界上有比速度更重要的事情，与不断地加速相比好，减速或者保持速度不变未尝不是一件好事。从哲学的角度讲，慢也是一种价值，而且有时候慢也是好的。

    由于长期宣传，人们普遍认为科技一定是好的，而现在我们应该看到科技有时候也有恶的一面，特别科技被资本、特权控制之时。我们以前一直不愿或不敢反省科技恶的一面，因为一旦反省，别人可能就会说你是反科学，进而认为你是反文明、反文化、反人类。“我们现在应该冷静地思考科技特别是现代高科技到底为我们带来了什么？”刘华杰说。从事博物学研究，有一个基本的背景，就是要反思现代的工业化文明，追求多样性的人生，这种多样性人生不是排他的，更不是唯一的。我们应该牢记若干基本判断，比如：第一，标准和价值是主客观的统一，人生本来就应该是多样的，成功的道路有多条。要不断捍卫相对主义（如科学知识社会学那般），许多人以客观性、真理一元论为幌子，实际上宣传的是独断论、宿命论。第二，现代正规教育相当程度上沦落为职业竞争教育，人这个物种背负了沉重的“知识十字架”。为了我们子孙后代少一点负担、在年轻时更快乐，我们今天应当尝试博物学生存，努力过简朴生活、慢生活。“随着人类越来越多地反思唯科技主义的发展模式，我相信博物学也一定会受到更多人的关注；博物学的复兴，正当时！”刘华杰坚定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