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剧研究的新视野和新体系

    最近读了袁国兴著《非文本中心叙事：京剧的“述演”研究》（以下简称“袁著”），觉眼前一亮，深感这是一部独辟蹊径、锐意创新的学术力作。为京剧研究提供了新视野，建构了一个新体系。

    一、释疑解惑，切中肯綮。在大学中文系的课堂教学中，有一个使人疑窦丛生的问题，即被称为国宝的京剧艺术并未出现在教学内容当中。在“中国古代文学史”的教学中，只是讲到京剧的产生为止，顶多点出第一个京剧剧本《罗刹海市》的出现，就算万事大吉了。因为中国古代文学的时间断限就应该到此为止，京剧的繁盛是在现代文学的领域内，但是，目前所见的现代文学史，却只讲话剧，不讲京剧。袁著针对这种课程设置与学术怪象，尖锐地指出：“不但中国现代文学偏袒于现代话剧，中国现代戏剧史也几乎清一色就是话剧史，只要冠以‘现代’字样，仿佛就与京剧没有什么关系了。”大学中文系毕业生对京剧不甚了了，岂非咄咄怪事？袁著针对学界司空见惯、见惯不怪的教学与研究的问题，发起攻坚战，这就使其研究不仅具有课题意义，还具有明确而突出的问题意识。这对于当前学界多见的只是为了申报课题而缺少问题意识的怪象，也是一种矫正和示范。

    进一步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袁著从两个层面分析了问题的产生原因。一是，从《现代文学史》乃至《中国京剧史》编写者的角度分析，仍然是囿于注重“思想意义”的理论，“承袭中国现代文学史书写套路”，“自然而然就会流露出京剧作品文学性弱、深层文化意蕴粗疏的意识来”。二是，从民族戏曲样态的比较中看，京剧与元杂剧、明清传奇的剧本创作也有很大的不同，不仅有群体创作与出于个体之手的不同，在剧本与唱词的经典性上也有差别。问题的症结找到了，那么应该怎样解决呢？袁著认为：“不论是从国外借鉴过来的现代艺术理论，还是拥有悠久历史传统的中国古代戏曲理论，在面对京剧现象时，都感到有些力不从心。”袁著力图跳出“目前占据主流地位的文本中心文化视野之外”，在“非文本中心叙事”的全新层面，从“述演”艺术形态的新角度，“进一步发掘京剧演艺的独特性”。既有理论眼光，又有学术胆识。

    二、新创术语，构建体系。袁著的独辟蹊径，锐意创新，也体现在学术术语的新创，学术体系的构建等方面。回首既往，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古代的学者，擅长感悟与评点，缺少新术语的创建与理论体系的建构，而西方的学者则对此比较擅长。这种观点虽然不无偏颇，但也部分地揭示了某些事实。袁著对于新术语的创立，对于学术体系的构建，就显得颇为难能可贵。作者特意在全书九章的框架之外，单独设立了“术语释义”部分，对全书中使用的新创术语一一加以阐释，成为全书的重要组成部分，与章节中的论述相互印证，相得益彰。总起来说，新术语达36个之多，篇幅占到18页，近15000字。从作者对术语内涵的诠释中，可见其新的学术思想的活力，可见其学术新探索的艰辛，可见其构建新的学术体系的热望。

    在这36个新术语中，第一个术语“非文本中心”的地位应该最为重要，这从袁著以其为书名的主标题即可看出来。正如作者所指出的：“京剧的艺术理论，应该是，也必然是中国的艺术理论；这个理论的核心意念就是非文本中心叙事。”此外，第十个术语“述演”的地位也相当重要，这从袁著以其为书名副标题的关键词即可看出来。作者在第三章第一节中，辨析了“述演”与“妆演”、“敷演”、“搬演”、“演述”内涵的不同，强调指出：“它是从非文本中心演艺样态中发展起来的，在演技中融入了相当的叙述成分”。由此可见，作者是以“非文本中心叙事”这个“核心意念”为贯穿，敏锐地抓住“述演”这个京剧的演艺特征，通过一系列新术语的创立，以九章的结构框架，力图建构起其新的话语系统与理论体系，从而切中肯綮地将源于中国古代戏曲而又繁盛于现代的京剧的演艺特征全方位的立体的阐释清楚，以廓清京剧研究与教学中诸多困扰学界的迷雾。

    三、沿波讨源，打通古今。建构一个理论体系固然艰难，但要想其立得起来，并且能够站得住，还要下大工夫去论证。作者着重从两方面用力，一是以其“述演”理论为武器，来细密分析古代戏曲与京剧名作，从而重新发现并论证京剧的演艺特征；二是，考镜源流，从元杂剧、南戏至明清传奇的演出与戏曲理论的梳理中，比较论证其“述演”理论的科学性与理论价值。前者不必赘述，后者稍加说明之。刘勰在《文心雕龙·通变》中指出：“通变无方，数必酌于新声，故能骋无穷之路，饮不竭之源。”京剧的发展也是如此。袁著正因为有这种通变的学术眼光，故能够从这种思路中去总结规律性的东西。如作者指出：京剧“没有走传统戏曲的曲文发展老路，而是重新返回到了中国戏曲艺术成型的源点，再一次从积聚各种非文本中心演艺经验入手，建立起了自己的杂演、戏弄演艺体系。”。再如：作者也指出：“京剧的非文本中心演艺倾向让它对民族文化生态取开放性姿态。”“京剧的非文本中心演艺特性，积淀了丰富的传统文化资源，积聚了众多非文本中心演艺经验，这些都给它的体式形制打上了深深的印记。”这些论断，既符合京剧发展的实际，也看出作者的学术眼光；既证明了其新理论的可信性，也是其运用新理论后才发现的新成果。

    袁著一系列新见的获得，无疑是得力于其能够做到“沿波讨源”，从而使原本幽隐的京剧“述演”问题，在其眼中显豁起来。作者本来是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著名学者，但他致力于打通古今，从中国古代文学中的戏曲文学的源头上来探讨京剧的一系列相关问题，从而取得了成功。章培恒先生在八十年代就呼吁打通中国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的界限，袁著成为做到这一点的成功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