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史中的物与画

    物是什么？画又是什么？在学术史上，这两者之间的界限是长期被分割的。由于对宋代以降在匠人和艺术家之间区隔的误解，工艺品（物）和艺术品（书画）常常以此作为品味高下的判断标准，并由此衍生出意趣不同的学科。在这样的分野背后，是关于二者的一种相似的态度：它们都是作为一个客观的、可在当下评判的对象（object）出现的。巫鸿先生近年来一直在追寻“物质的历时性”，试图将考古学中的“物”引入墓葬的环境，是对如此分野的一种反思。事实上，这种反思不仅可以面向找寻“某一物”的原始情境上，还可以面向在历史中“物与画究竟是什么”这一原初性的回答，亦即对关于其知识形成的系谱学的考察。李溪的《内外之间：屏风意义的唐宋转型》，借助文本与图像的书写，试图回答这一本质上具有哲学意味的问题。

    作者认为当代的哲学、尤其是现象学的一些观点为这种解释提供了一个契机：物与画皆作为一件业已过去的在场而存在。但它们并不作为绝对的物而在场，彼时与它们共在的是一个人亦在场的的空间。本书的一个意图，便是使用屏风这一线索，将这一空间发生的面貌及其根源呈现出来。基于这一思路，书中段落的设计既兼顾到了历史的沿革，又糅合了西方经典的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的划分，以及中国语境下的“公”与“私”的内涵。在这样的意义穿插当中，艺术与物品的关系被较为充分地呈现出来。

    事实上，在很长的时间里，今天所认定的艺术的意义是附庸于屏风、以及屏风所处的空间的。第一段是典型的公共空间与公之意识的交相辉映，成为黼依的屏风作为天子的代表，存在与最重大的仪式当中。而这些屏风上的黼文，是最高统治者的权力象征，这一象征自身也说明，这种装饰性的艺术严格受到空间以及空间所属者身份的限定。第二段的视野进入到了唐宋君主内殿的箴铭屏风，这些屏风多为书画并举的方式，被后人称之为“鉴画”，看上去，他们已经具有了绘画艺术的主体形式。然而实际上，没有哪个君主敢轻易将其看做今天意义上的“画”来欣赏，由于他们“王者无私”的身份，反省与鉴戒是这些“文-图”唯一被认可的意义。因此，无论是黼依还是铭屏，无论其身处表面上的公共还是私人空间，其“公天下”的性质并未改变，只是表达的方式有所不同。

    但是，当个人的自由意图，逐渐在中唐时期脱离了政治结构与责任之时，艺术之独立也在屏风身上呈现出了新的契机。文人的屏风，以一种独我的心态在历史中精彩地绽放。可以说，到了这一时期，由于艺术逐渐脱离了社会身份而独立出来，在空间中的屏风才真正成为艺术的“媒材”。作为艺术媒材的屏风，更多地出现在了文人的私人领域中，并变幻出更为丰富的形式。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屏风是作为艺术媒材出现的，但作者的分析始终没有脱离屏风自身存在的空间及其与空间中的人的互动。例如枕屏的出现，以及其上平远山水的流行，实际上与人在卧榻边呈现的想象与视觉性都有密切的关系。当然，无论是想象还是视觉，都不是人人具有的单纯的能力，文人的意识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这种观看的态度。因此，随着这种文人意识崛起之后，它又一次具有了越度空间的可能性。第三章特别提出，北宋的玉堂屏风，本来是与黼依相似的仪式屏风，却成为文人书写以表达林泉之想的经典对象。

    本书用较大的篇幅，特别突出了文人是在这“身份主物”过程中特殊的一个群体。作者将文人意识的觉醒与史学界谈论已久的“唐宋变革”的问题联系起来。但本书并不只是将“画史”作为唐宋变革过程中的一个特别的“现象”，而是从思想的内部去考察，这种现象是如何通过人的意识的变化衍生出来的。作者指出，文人自身的独立性，以及来自于庄禅哲学对于社会结构化、身份地位化的反思，是塑造这一意识的关键所在。在文人意识形成的过程中，包括屏风在内，一系列文人的物品通过其书写与改造成为了与文人意义通融的另一个“自我”：作为一件物，它们不再依附于一个社会结构，开始具有了意义上的自由。而在这种意义自由的维度上，艺术之本质的问题再次凸显出来。白居易的素屏是一个具有标志性的开端。它以一种名家与悦目的艺术不在场的形式，宣告了物自身价值的在场，而这一价值，实际上被后世文人画所充分地继承。这种继承，不仅体现在白氏典故的文人肖像画中，也体现在对淡远山水的持久追寻中，甚至，还体现在砚屏这种对文人书斋和园林文化影响深远的“天然之物”的偏爱上。作者强调，对于文人之物的研究，不能建立在当代物体系的分类观念上，而是将不同种类的物作为一个整体的精神对象，一以贯之去描述其内在价值。“文人屏”的概念在这个意义上容纳了无画之素屏，山水画之枕屏以及天画之砚屏。当然，文人的意识不仅可以在“屏”这一物品呈现，也可以延伸到一切文人所塑造的物的世界当中。

    如果说文人意识在中唐与北宋形成的过程中，具有面向政治结构的一种反思的话，南宋之后逐渐繁荣的商品经济和市民文化，则带来了对文人理想的另一种冲击。在艺术品收藏与价值提升的洪流中，不易保存脆弱的书画的屏风，也逐渐退出了装裱的舞台，那些具有装饰性的雕漆大理石屏风走上了日常生活的舞台。雅俗之间的张力由此产生。表面上看，这一过程与不少学者研究的晚明的文人艺术以及商品化的现象有着相似之处，而南宋时期这种趋向就已经出现。作者比较遗憾地并没有对此进行深入比较分析，但本书特别指出了，屏风的隐退并不意味着文人价值的变味。它只是在与市场、与价值角逐过程中牺牲的一件物品，它不能决定意义的丧失。文人仍旧以其自身的认同，承继着关于屏风与唐宋文人的审美理想，并将其在诗画生活中传递着。

    可以看到，作者意图在物质文化史、艺术史与思想史寻找到一个平衡点。尤其是作者对于文献材料的把握，不再将其视为考古与艺术史的一个证据和注脚，而是将这种关于物与艺术“话语”纳入知识与观念的考古学的核心议题，并与中国的思想史细密交织进行分析。在这样的尝试中，一个跨越学科的“意义”的原貌呈现出丰富的可能性，正如作者在导言中提到的，由这一物的语言“碎片拼接”的意义发生，甚至可以显现出另一种思想史的基本面貌。

    (《内外之间：屏风意义的唐宋转型》，李溪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7月第一版，49.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