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岁时我还是村里的野孩子,整天乱蓬着头发不是在树上掏鸟摸蛋,就是在沟渠里捞鱼摸虾。十岁那一年,生产队里请了一个老私塾先生,在一个废弃的牛棚里办了一个小学校,老先生是个认真负责的人,挨家挨户上门动员我们的父母,请我们这一帮野孩子去上学。半年后,我因交不起一元五角的学费辍了学,又成一个野孩子,在村里到处撒野。
我以为再过几年我将和哥哥姐姐一样,天天听着队长的哨子下地干活挣工分。然而一年后农村土地改革,我们家从此不再像往年那样,拼死拼活一年挣下来还欠生产队的钱粮,不仅能吃上了米饭而且还略有积余。这个时候老私塾先生又找上了门,父亲说咱孩子不能做睁眼瞎,于是那一年秋天我又上了学。
那时乡下人对读书不抱有什么念想,念三、四年后就回家种地,这是多数乡下孩子的命运。我父母也是这样,只是希望我能识字会写自己的名字。我想如果不是后来的一个偶然事件,这大概就是我正常的命运轨迹了。三年级时我跟着母亲到村里的“高级知识分子”老会计家玩,老会计的女儿正在为做一道数学附加题着难,就请初三的一个尖子生帮忙,但是尖子生研究了很长时间也没有想起来,我趴在旁边却一下子看懂了,并做了出来,一下子把老会计给惊呆了,劝我母亲让我多读一些书。
如村里的老会计所说,我读书还算有灵气。小学六年每学期都能拿到奖状,小学升初中没有费什么周折就考上了。那时小学升初中是要考的,考不上就回家种地。我考上初中的那一年,恰好乡下开始时兴考小中专,做民办教师的二叔对儿子枫的要求一向很高,因此枫理所当然成了村里第一个吃“皇粮”的国家人员。父亲羡慕的不行,心中有了念想,很乐意地让我继续读初中,希望将来有一天我也能考上小中专,从此摔掉“泥腿子”,不再和他们一样,过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
但是小中专是条万人争过的独木桥,乡下民办初中常常被剃光头,一个也考不上。我在初三复习了一年,仍然没有考上,只收到县城高中的录取通知书。念高中上大学父母从不敢奢想,觉得那是很遥远的事,因为村里的确没有人读过高中,更没有人考上过大学。更何况父母靠种地养活一家五口人已是很吃力,也拿不出多余的钱来让我进城读书,父亲权衡再三只好把我的录取通知书压在了箱底,断了吃“皇粮”的念想。
那一年夏天,县冷冻厂破例第一次面向农村招人,城里的姑父为姐争取了一个名额,一个月挣八十多元,可以解决我每个月三十多元的生活费。做民办教师的二叔说,县城高中人家想考还考不上呢!二子很聪明,说不定就能考上大学。解决了经济问题,父母让我上大学的念想像火苗一样又熊熊燃烧起来,凑齐了钱把我送上了高中。
那时县城的高中能考上的确是很不容易的,100分的试卷平均分没有90分是想都不敢想的。因此班上是高手林立,虽然我很努力,但是成绩始终一直处于中游。按照惯例,一个班顶多考上七八个人,也就是说包括我在内班上绝多数人是陪太子读书,与大学无缘。到了高三第二学期的时候,很多人绝望了,放弃了努力,而我没有,一直孜孜不倦努力着向前奔跑着,因为我不敢面对父母期盼的目光。
我参加高考的那一年是1993年,正好赶上高考改革,全班通过预选获得高考资格的有29人,破天荒地考上了十八人,而我恰恰就是第十八人,幸运地以委培生的资格上了大学,成了班上唯一以中游成绩考上的人。我的命运也从此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过上了与我父辈完全不一样的生活,成了一名受人尊敬的人民教师。
最近和几个儿时的朋友聊天,他们都说我运气好,总会在山穷水尽处柳暗花明。他们的话我并不反对。但是我愿意承认的是我努力的读书让我抓住了机遇,成功地把机遇变成了人生的拐点,并在拐点上舞出自己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