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心打磨每一块“砖”

    由于职业是记者，所以对刘醒龙小说《天行者》中出现过的一位“王主任”印象深刻。他是省报高级记者，界岭小学教师张英才向他们报社投寄了一篇名为《大山·小学·国旗》的文章，他被委派到学校核实情况。实地考察一番，学校艰苦的办学环境和师生迎难而上的精神面貌让他遭遇了一场强烈的震撼，于是拍着胸脯信誓旦旦地保证：“如果这样好的事迹都不能用在头版头条位置上，那就不是新闻而是丑闻了。”校长余实还是以为他是一个假记者，“记者是无冕之王，就是刮十二级大风也吹不来，不请自来的全是清一色假货”。结果张英才的文章确实是在头版发表了，但不是头条。头版头条是一篇关于大力发展养猪事业的文章。作家设计这样的细节，最为直接的目的应该是折射社会生态的一个侧面：当发展经济和推进教育并置在一起时，孰轻孰重？这张省报以版面语言形象化地给出了社会普遍性的解答。

    不过，从个人角度而言，之所以对这个细节铭记在心，主要是提醒自己要正确地看待职业的成色与所谓“权力”的边界，也提醒自己在职业活动时谨防向采访对象做出越过职责范畴的许诺。这不是推卸责任，或者是职业的习惯性漠然，而是懂得，真正的尊重应该是有效的、切实的、稳妥的。此番效果，恐怕出乎作家本人的预料。而一部优秀的文艺作品，其价值和意义往往是向外溢出的，其触角往往是无限延展的，伸向社会肌理的各个关节，不经意间就击中一些人的穴道，要么可能抓挠到了痒处，要么可能碰及到了痛处。日积月累，进而形成心灵的震颤，影响到行动的走向。或许，这就是所谓的“润物细无声”吧。

    这回，读的是刘醒龙的《蟠虺》。此中没有出现手持记者证的人物，但记者的角色还是偶尔露了一下脸。青铜器研究权威曾本之蹊跷地收到两封甲骨文写就的信函，署名“郝嘉”，可是这个人二十多年前就已经去世了。曾本之要学生郑雄想一想，这两封信的出现，到底意味着什么。他解释说之所以先前没有将第一封信及时给郑雄看，是因为那时他还认为可能是媒体精心设计的某个娱乐陷阱，“现在的新闻界没有文化记者，只有一群接一群的狗仔队”。就整个故事情节的奔袭历程而言，这几乎算是“闲笔”了，即便没有写上这句，或者是后来稍加主张删节了，也不会有太大的损伤。但结果却是白纸黑字，赫然地立着，不期地给了我一声猛然的撞击。

    这句话当然是片面的，是一则激进的判断，但稍事冷静，就必须承认这的确是当下媒体生态的一个侧影。不少媒体对版面的定位，“文化”已逐渐隐退。

    不得不钦佩作家对现实的穿透力与把控力，蜻蜓点水般，就牵扯出一个社会性话题。关键是这样的细节设置天衣无缝、顺理成章，看不出作家使着蛮力，刻意而为。汪曾祺向沈从文发问：人物怎么写？得到的答复是：“贴着人物写。”俗语说：“真佛只说家常话。”沈从文的回答就是一句家常话，但执行起来却是困难无数、障碍重重。因为问题接踵而至：怎样才是真正的“贴着人物写”？恐怕要和人物零距离地亲密接触，语言和行为要顺乎人物的职业身份、性别意识和性格诉求，要有情感贯注其间，感知他们的喜怒哀乐、所思所想。刘醒龙就是“贴着”曾本之来塑造曾本之这个人物。这种“贴”，不仅是简单的“角色代入”，恐怕还需要彼此之间的“对语”和“神游”。

    现在有不少作品依然逃脱不了主题先行的毛病，主题指向很明确，也很深刻，但文字和细节却松了、塌了、垮了，站不直，也立不住。好的作品就是一座大厦，辉煌、壮丽、宏阔。但是，其里子却是一块砖垒着一块砖。好的作家就是一位优秀建筑师，把整栋房子的构架装在心里，再精心地打磨每一块砖，让每一块砖都静静地发出自己的光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