箱的文化史及其他

    物与人，人与物，在文化发生学上究竟是个怎样的互动过程？从物的使用，看出人的进步；从人的进步，看出物的改进。是人更适应了物还是物更适应了人？物的更加实用化、美观化和心向化，对人来说是一个福音还是一个灾难（因为这里有个究竟是人奴隶了物还是物在最终的意义上奴隶了人的问题）？为了理清这些问题，具有文化视野的中国出版人，把目光转向了日本。因为日本法政大学出版局推出过一套“物与人的文化史”的丛书，从1991年至今已出版超过150本，该丛书反响甚大，曾获得过日本梓会出版文化奖。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引进其中6本精品图书：《桥》《箱》《枕》《锯》《食具》《瓦》，今夏上海书展首推3本：矢野宪一的《枕》，小山田了三的《桥》和宫内悊的《箱》。

    恐怕谁也不会去思考，我现在用的这个“箱”，与我是个怎样的关系，但就有一位专门研究家具文化史的日本学者宫内悊，积几十年的调研，写出了《箱》这本书。箱，为何物？它与桶、浅筐、瓮等有何区别？没有箱的生活究竟是什么样的生活？房子、仓库、船、车在某种意义上是否也是箱？宫内的发问从这里开始。他为此给出了“箱”的一个定义：“箱是上面敞开的，装有盖子的容器的总称”。其中外形大的是柜，小的是箱。从“箱”的这个定义可知其基本功用：其四面封闭的形状不仅可以防止里面放置的物品散落出来，而且还可以阻止灰尘和虫子的进入。更为重要的是，箱不仅用来保护放置在里面的物品（静态的功能），而且很多还可以用来搬运（动态的功能）。静态和动态两种功能的混合，才使箱能充分地服务于人们的居住生活。

    箱的一种也叫“柜”。在古代写为“櫃”。日本史料集《倭名类聚抄》中注“櫃”的读音为“比都（hit⁃su）”。而《贞丈杂记》中标注“韓櫃”“唐櫃”的读音为“karafuto”，显然发生了音变。值得注意是日本神社并不使用“韓櫃”“唐櫃”的词语，而是用“辛櫃”作为替代。这是为什么？宫内解释说，这或许是因为神道是日本固有的宗教，而韩和唐均有外来之意，所以忌讳在神社中使用。这个解释是有一定道理的。《日本释名》中释“櫃”为“放入或取出物品”。也就是说，“hitsu”这个日本名称指的是柜的使用方法，即把物品放进去或取出来。查字典还会发现，日本还有“明荷”（长方形箱）一词，原指从船上卸下的货物，现被用来指容器。如相扑比赛时，在竞技台上用于放置兜裆布等物的长方形箱子，就称为“明荷”。据说在江户末期，为防止把从资助者那里得到的刺绣围裙弄坏，力士们不再使用之前一直使用的包袱皮儿，开始改用“明荷”。

    此外，作者带给我们的另一思路是箱与信仰也有关系。这是何种意义层面上的关系呢？作者考察了日本的神社，发现人们制作精巧而复杂的容器，是一种信仰上的行为。这里的“箱”体现的是搬运灵魂的道具。如在伊势神宫的迁宫仪式（20年迁宫一次）上使用的“御船代”就具有象征性的意义。《大神宫仪式解》中记载，神灵被供奉在一种被称为“御樋代”的圆器里，用木头雕刻成船形，所以也叫“御船代”。盖子和柜体的单侧都分别装有两根木棒制成的把手。用“御船代”移驾神灵是一项非常神秘的仪式，连搬运的人在内都要用丝绸制作的帷幔遮挡起面部，而且还要在深夜里搬运。这表明，在佛像和御币被使用以前，神是坐在柜子和箱子之类的容器里一路漂流过来的。

    与信仰关联的是神圣性。箱子恰好也具有这种特性，既不可随意触碰，也不可向内窥视。1985年6月，日本的昭和资产调查委员会在调查法隆寺的宝物时，在仓库里发现了飞鸟时代的一个箱子。这个小小的箱子，被精心地用织品包裹于四重内箱里，外面又裹了一层明代织品布。内箱的捐献者为丰臣秀赖、德川五代将军纲吉的母亲桂昌院等。要不要打开这神秘的箱子？发生了争执。最终寺职人员不同意打开箱子。调查人员只好借助X光检测，发现里面放有三卷卷轴。这三卷卷轴正是传说中的圣德太子从长野善光寺如来处请来的。可见这种神圣性是因为被锁闭的箱子，人们不知里面放有何物而产生了恐惧的心理，而后又从恐惧发展成敬畏。各种不同意识形态的集团里，都存有这种被神圣化的箱子，而放置箱子的空间也变成了神居的场所，即宗教建筑。

    由于箱子可以维持保密性，而这种保密性往往来自于箱锁。威风凛凛的箱锁显示着里面物品的重要性。也就是说因其这种结构特点，才使箱子具有了某种象征性。打开神秘的橱柜，人就会感到略微的发抖。为什么会发抖呢？这就与封闭的空间与人的心灵之间有某种说不明道不清的关联有关。箱子会让我们回想起那些被遗忘的重要物品以及这些物品给予我们的震撼。

    宫内在书中概述了两种不同的箱柜观：“纵观西欧牢固结实的柜子和日本清雅的柜子以及用椰子叶编制的轻便衣箱等，会切实感到人们对生命和财产所持有的不同观念，这种观念上的不同超越了制作技术层面的问题。”宫内进而指出，日本箱柜虽外观优美，但结构脆弱。这一特质可谓反映了日本历史与文化的一个侧面。也就是说，日本相对和平期较长，少战乱，偷盗率低，所以牢固性就当然地让位给了美观性。而西欧恰恰相反，接连不断的战乱，牢固性才是第一位的。

    这样来看的话，物的历史，也就是人的历史、文化的历史、风俗的历史。通过琐碎细致与深入的研究，将凡属人类生活中出现过的东西，都还原成文字的观念性的记述，这是日本人的特长与硬功夫，也是日本人的一个耐心。可能从市场效应来看，这种历史与文化的探寻之书很难走向畅销，但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能将日本法政大学出版局的这套书的版权买下，足以表明出版社不是着眼于眼前利益而是旨在促进学术文化的发展。这套书为中国的日本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也为中国学者的文化史研究提供了值得借鉴的范式。我认为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工作和出版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