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读书报》的光明因子

    《中华读书报》红娟编辑来电，代表报社给我布置了一篇命题作文：谈谈《中华读书报》创刊时的办报理念。其实哪有什么理念，无非是闲得发慌加上心血来潮想干点喜欢的事而已。不过仔细想想，一张报纸也好，一介报人也罢，确实有它的传承和基因。光明报系诞生不了“财新”这样以拯救天下为己任的强势媒体，也无法为《精品购物指南》提供有力的支撑；但《博览群书》、《书摘》乃至《中华读书报》这样门类整齐、品格相近又各有侧重的媒体，基本上是倚着“光明”这棵大树而生存和成长的。《光明日报》的过往和基因，深深地烙在了我们这些新老报人的身上，挥之不去。

    1983年我大学毕业分配到了《光明日报》。这是我心目中神圣无比又高深莫测的地方。安排工作时征询我的意见，我说想去“史学”、“哲学”或者“文学遗产”，被断然拒绝，说那里的编辑不是著作等身至少也是术有专攻。我退一步要求去“百家争鸣”，也被婉拒，意思是那虽是个摘编的栏目，但如何从林林总总的各家之论中选取最有价值的观点，不是大学刚毕业的毛头小伙儿所能。于是我被打入总编室的夜班，一干就将近5年。不过这5年并没有白过，我研读每一篇好文章，体会前辈们的思想和文风。后来我尝试着拿起笔来，写一些鸡零狗碎的小文章，但都关乎思想或文化。后来我凭借几十篇发表过的杂文，挤进了《光明日报》评论部的大门。

    说到《中华读书报》接续了怎样的传承和基因，以知识分子为对象，这是第一个基因。我们看《光明日报》从1949年6月创刊至今，虽然几次调整主办单位和办报方针，但以知识分子为主要读者对象的独特定位始终没有改变。《中华读书报》创刊时并不号称面向所有读者，而希望把它打造为知识分子的精神家园，其品牌版面“家园”即寓意于此。它的约稿采访、发行推广，都是瞄准这个清晰的群体，而绝不尝试进入建筑工地或者珠宝店。甚至它的广告，亦是新书或者期刊目录。实践证明，所谓读者面越宽，越不容易俘获读者；反倒是面向特定群体的，才有需求和生命力。当今世界上发行量最大的刊物是《美国退休人员》（AARP Magazine），居然达2000多万份。

    重名人以壮声色，这是第二个基因。我们看光明的历史，简直就是一幅名人的花名册。主持编务者章伯钧、胡愈之、邵宗汉、常芝青、储安平……作者郭沫若、费孝通、范文澜、翦伯赞、茅盾、老舍、巴金、钱伟长……哪个不是如雷贯耳。名人自有名人的身手，虽不能字字珠玑，但肯定能说出异于普通人的道理。《中华读书报》也尽量搜罗当下名人，王蒙、叶嘉莹、金克木、张中行、汪曾祺、刘心武、丛维熙、谢冕、邵燕祥、葛剑雄、周国平……王小波甚至开了专栏。至于采访过的名人就更多了，饶宗颐、季羡林、张岱年、陈岱孙、李泽厚、林毅夫……记得红娟甚至采访过与海明威喝过咖啡的翻译家盛成老先生。正所谓“谈笑皆鸿儒，往来无白丁”。这样的场面，如此的阵容，难免不让人肃然起敬；更重要的是，读者从这些大家的文字和思想中汲取了太多的营养。

    自诩高雅、不认流俗。这是它的第三个基因。我初来光明之时，险些被它的高雅惊到。所谈所见，全是文史哲经，见不到一点柴米油盐。我在评论部时的一位领导，说话从来只说天上的，根本不谈地上那点凡事；连形象都是硕大的眼镜配上闪亮的脑壳，我们曾戏称他为“光明形象代言人”。这样的风格，导致彼时的光明全是谦谦君子、抽象超脱；正如谭嗣同诗云“人生绝对聪明处，只在虚无缥缈间”。同事间彼此来往以清淡为基本方式，绝不彼此攻讦，更无职场政治。这样的因子传递到《中华读书报》，也形成了一片和谐纯净的氛围，俨若“世外桃源”。工作起来专心致志，累在其中乐也在其中；关键是没人提奖金加班费，提了也没有。

    《中华读书报》并不是一张学术性的报纸，一般不刊登学术性太强或太过专深的文章。收到这样论点论据齐全正儿八经一论再论甚至带着英文提要连脚注都相当规范的大作，我们先要请编辑看下是否看得懂是否读得下来，如果连编辑乃至总编辑都不甚了了乃至不知所云，那只有客气地函告“敬请转投学术期刊”。报纸毕竟是面对广大读者的，不比《甲骨文研究》只对少数专家服务。据说一张报纸，如果发一篇连总编辑都看不懂的文章，会失掉10个订户。当然这是一种形象的说法，也可能是9个或11个。不登学术文章，并不代表这张报纸没有学术性，它的学术往往隐藏在浅显平实的观点和通俗易懂的文字中。要相信，越是大家，越能把艰深的学术观点设法传播给普罗大众；倒是那些二把刀，会把文章弄得佶屈聱牙。

    《中华读书报》也不是一份思想的报纸，它不以布道或者启蒙为己任。但很显然，它是一份有思想的报纸。它的思想，不是横眉立目咄咄逼人，而是在文化的视角和温婉的叙述中娓娓道来。这一点，也得益于光明的基因。姚文元的大字报不会投给《光明日报》。我们知道那篇扭转乾坤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思想檄文，但它从题目到内容都是从哲学的一个概念入手，自然而然地破题。它比所谓高举什么、坚持什么、不能怎样的论述，思想性更强，易接受度更高，效果也更好。

    当然，任何基因，哪怕最优秀，总有它的薄弱之处。比如书生气和保守性，导致它在纷繁复杂的经济社会中摸不太着头脑，说好听点是气定神闲，说白了就是无所适从。好像《中华读书报》至今还没有自己的微信号，官方微博也好久没有更新了。这也太不拿新媒体当回事了。话又说回来，假若它在当今媒体环境下如猛虎下山、所向披靡，或者为博眼球连发猛文，乃至迎合市场转走八卦路线，我们也无法在这里谈传承和基因啥的了。

    耐心耕耘，必有丰硕的收获。那些为这张报纸付出过辛劳的年轻人们，因传承和基因所致，后来基本上都成为文化界栋梁。那年从《光明日报》记者部跳槽来的祝晓风，现在是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编审；当年的实习记者余海波，已担任《北京青年报》总编辑；另一位实习记者张毓强，不到40岁破格成为中国传媒大学教授；还有翁昌寿，也是40岁担起人民大学传播系主任的重担……至于当主编、当总监的，更是数不胜数。这就好比光明系走出来的同事基本都取文化定位，没有产生什么土豪。那天几位老同事掰着指头数了下，当了出版社社长的就有十三位之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