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中华读书报的“批评结缘”

    我与《中华读书报》结缘，是因为自创办迄今20周年，她不仅坚守了一份学术文化类报纸的文化理念、学术水准，而且坚持履行她的文化使命和社会担当。

    《中华读书报》的报头题词为“读书人的精神家园”，这是她的办报理想。以我的长期感识而言，作为读书人的精神家园，《中华读书报》至为可贵之处，是她致力于鼓励以追求真理为目标的学术－文化批评立场，我正是在她提供的批评平台上锻炼成为一个敢于面向社会的学术－文化批评学者。

    我在《中华读书报》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是《怎样批评朱光潜?》，发表于该报2003年9月17日号。这篇文章是对我在《文艺研究》（2003年第5期）刊载的同题文章的摘要，主题是严厉批评湖南学者王攸欣的《选择·接受与疏离》一书对朱光潜美学思想的严重误读及该书表现的不良学风。我的文章见报后，王攸欣迅急做出激烈回应，《中华读书报》先后刊登了他三篇措辞激烈的反驳文章。我也对王文做了两度回应。

    在《中华读书报》上，我与王攸欣的相互批评与反批评，从2003年秋延续到2004年春。当时，《中华读书报》已经是在全国文化、学术界影响卓著的大报，我与王攸欣不过是“未见经传”的青年学者。她不偏不倚为两位青年学者提供学术论争平台，而且不惜版面，在21世纪初期严重商业化的媒体环境下，是不可多得的——作为青年学者，我从中吸取了坚持追求学术真理的精神力量。

    《中华读书报》不仅为学者提供自由批评的公正平台，而且以提升我国学术－文化建设为理念积极引导社会文化批评。在2007年前后的“国学热”中，北京师大学者于丹因在央视百家讲坛讲《论语》，成为全国红极一时的“国学超女”。《中华读书报》新创的“文化双周”针对“于丹现象”组织专题讨论，负责该周刊的陈香编辑约我写稿。我开始因为无意于涉足流行文化现象批评而明确拒绝约稿，但是在陈香的执着邀请下，撰写了长篇文章《从“于丹现象”看中国学界的“不学而术”》，全文发表在《中华读书报》2007年4月11日。

    我这篇文章的核心观点是，“于丹讲论语”，为了迎合当下大众渴求心灵慰藉的心态，不顾《论语》文本和学术常识，极尽“愚乐大众”之能事，违背一个高校教育工作者应有的学术操守。显然，我的文章对当时上下追捧的“于丹讲国学”是明确持否定立场的。在2007年前后数年间，“于丹讲国学”，由媒体转市场，由文化变产业，“追捧于丹”，不仅是抢占只赚不赔的商机，而且还可捞取“弘扬国学”的政治资本。但是，在国内媒体蜂拥追捧于丹的时候，《中华读书报》不仅坚守了“读书人精神家园”的理性冷静，而且为学者提供了对“于丹现象”展开理性批评的舆论空间。在2007年，《中华读书报》发表我作为一个学者犀利批评于丹的长篇文章，充分表现了她的学术坚守和舆论勇气。

    在介入“于丹现象”批评之后，我逐渐转型为一个学术研究和文化批评两栖的学者。《中华读书报》当时展开的系列重要话题讨论，对我的学者生涯转型起了非常重要的促进作用。我印象深刻的是，陈香在负责“文化双周”期间，除了发起对“于丹现象”的文化反思和理性批评外，还组织了对“文学事件化、文坛戏剧化的深层原因”、“从粗口教授季广茂事件看学术批评之难”、“从顾彬事件追问大众传播的个人表达安全”、“重写当代文学史的价值拷问”等重要话题的探讨。这些话题探讨，不仅开风气之先，而且影响延续至今，对分清是非、推进学术研究与文化建设，起了重要的舆论引导作用，深刻体现了《中华读书报》的文化使命感和社会担当精神。

    自2008年以来，与版面主编韩晓东编辑合作，我在《中华读书报》的“瞭望”版先后发表了批评“赵本山低俗愚乐”、“央视春晚颓败”、“国产大片文化缺陷”等当时流行文化现象的系列长篇文章。我这些文章，面对在单面市场价值追逐中日益“愚乐化”的大众文化生态，与普遍流行的“叫好”的主流舆论相反，是尖锐刺耳的“反调”。我批评的对象，多是“极有来头”的当红人物。这些文章的批评强度与批评对象的“高端权势”对峙，它们自然是其他主流媒体却之不及的“棘手文章”。因此，发表我的批评文章，不仅直接面对市场的挤压，甚至还可能面对权力的威胁。但是，《中华读书报》都慨然一一予以全文刊登，她社会担当的胆识，令我敬重。

    回顾10余年来与《中华读书报》的合作，我还要指出的是，她对文化理念和学术品位的坚守，不仅表现在选稿、用稿上，而且体现在稿件编辑过程中。长期合作的编辑，有陈香、韩晓东、舒晋瑜、王洪波和张隽等数位编辑。他们都是风华正茂的年轻编辑，对我文稿的处理，在保持我的思想主旨的前提下，提出的编辑修改意见，从篇章结构到文字语气，常常是精当的——因此，我的“文章全文发表”，这个“全文”是有他们严谨用心默默奉献的。

    更令我感佩的是，在承担繁重的编辑和记者工作的同时，这些年轻编辑们可以不厌其烦地接受我对已经编辑上版的文稿一改再改。舒晋瑜编辑就此与我达成高度默契，她总是直到签版前最后一分钟还在等待我的“最新修订”——她自我戏称“最后一分钟编辑”。因此，我得以在她主编的“家园”版发表了多篇自以为得意的“美文”。

    在此，我还要对《中华读书报》前任总编辑庄建女士和现任总编辑王玮先生表示特别敬意。我在《中华读书报》发表的文章，批评王攸欣、于丹和季广茂的文章都是在庄建女士执掌该报时期发表的，批评赵本山、央视春晚和国产大片等流行文化现象的文章则是在王玮先生执掌该报时期发表的。以长期合作的读者和作者双重身份，我深刻感识到他们作为《中华读书报》掌门人的卓越胆识和领导魄力，他们领导《中华读书报》为社会文化所做出的担当，是当代其他学术－文化媒体没有做、甚至也不能做的。

    在《中华读书报》创办20周年之际，我的庆贺之意可以概括为一句话：坚守读书人的精神家园，愿《中华读书报》的未来正如她的既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