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兄”访善记

    “访善”者也，向贤智者咨询之意，其来有典。《诗经·小雅·皇皇者华序》中有“君遣使臣也”一语。唐孔颖达疏曰：“此谦虚访善，直为礼耳”。本文借以为题，倒不是阿谀。小满时节，来自剑桥大学的青年汉学家石佑汉博士拜访了中国红楼梦学会会长张庆善先生。“善”字为人名，纪实而已。另一方面，“石兄”的“石”字也有来历：一来，他的德文名是Johannes Kaminski，Kaminski在德语中就是石头的意思；二来，他的治学兴趣在德国文学与比较文学，出版过关于歌德戏剧与散文的专著，近年来致力于汉语语言和中国文学作品，尤喜《红楼梦》，注重歌德小说《威廉·麦斯特漫游记》与《红楼梦》的比较研究，已有相关论文发表，也是“石头记”的一枚粉丝。见到张先生，落座不久他就介绍了自己的“石”缘，宾主会心一笑。以“石兄”称呼他，也算恰切了。

    石博士与中国艺术研究院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的杨耐老师相熟，这次拜访也是杨老师陪同而来。寒暄几句之后，石博士很快掏出纸笔，开始切入正题。他要探讨的问题很多，关于《红楼梦》英译本的底本问题，关于《红楼梦》的校注出版情况，关于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与中国红楼梦学会，关于《红楼梦学刊》的发展、定位与现状等等。笔者有幸叨陪末座，略记一二。

    《红楼梦》的英译先自片段起，后出节译本、全译本。全译本有三种，邦斯尔神父译本未能出版成书，所知者少；以霍克思（David Hawkes）、闵福德（John Minford）合译的五卷本The Story of the Stone与杨宪益、戴乃迭（Gladys Yang）合译的三卷本A Dream of Red Mansions影响较大。二者常以“霍译”、“杨译”并称。石佑汉博士主要研读的，即是西方较为流行的霍译本。霍克思先生自燕京大学求学时期即开始研读《红楼梦》，晚年又辞去教职、专注于《红楼梦》翻译，其译文流丽晓畅，是学术界与大众读者均认可的佳作。石博士赞赏霍译的优长之处，同时也不乏疑问。霍译中对“红楼”、“怡红院”、“红楼梦曲”等称谓中红色意象的改写与其翻译策略相关，译文前言中已有所交代，这是译者的自主选择，读者不论认可与否，都无疑义；而与叙事学、神话学相关的一个问题，则是他长久以来的疑惑：那块“无才可去补苍天”的“石头”与神瑛侍者、贾宝玉，三者之间究竟是何等关系？

    石博士谈道，按照他熟悉的霍译本中的叙述，神瑛侍者即为“石头”，下凡历劫时以贾宝玉的身份出现在贾府。但是根据他后来读到的一些中文版《红楼梦》及相关研究资料，“石头”与神瑛侍者分别来自两个神话故事：一是跛足道人与癞头和尚携女娲遗石幻化入世，二是神瑛侍者及绛珠仙草下凡历劫“还泪”报恩。因此，霍译本中的贾宝玉既是石头的化身，又是神瑛侍者的世俗形象，叙事的层面混淆不可解，让细读这个故事的外国读者如堕五里雾中。张先生听完这层困惑之后笑起来，起身从里屋书架上搬来一套函套装的四册影印甲戌本《红楼梦》，介绍说：“石头”究竟是如何入世的，与神瑛侍者又是什么关系，秘密就藏在这一钞本的第一回中。

    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广为流传的《红楼梦》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校注本。校注工作是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组织一批专家，历时几年完成的一项重大学术工程，冯其庸先生是主要负责人。这个版本以现存庚辰本为底本，参校甲戌、己卯、梦稿、戚序、程甲、程乙等多个钞本与刻本，各取其长，补配而成。诸本的残阙、歧异情形复杂，部分章回此有彼无，或繁或简，不一而足。甲戌本虽然仅存十六回，对于读者了解原著的本来面貌、叙事脉络等方面却弥足珍贵。此本除了脂批诸多，对于《红楼梦》整体结构及作者命意的揭示多有交代之外，最大的价值在于第一回中独有的一段四百多字的内容，系他本所无。

    根据前辈学人的研究，这段文字与原著中其他文字风格一致，前后文叙事衔接自然，应系原文。因此，汇校本中将这一段补入。如此一来，“石头”是如何听到一僧一道的谈论而凡心大炽，主动要求到俗世历练一番，又是如何为两位神仙的幻术所助，变身为一块鲜润莹洁的美玉的，故事交代得清清楚楚。两个神话故事中的角色入世历劫时，神瑛侍者化身为贾宝玉，绛珠仙草化为林黛玉，后者“以一生的眼泪”偿还前世的灌溉之恩。石头则以“通灵宝玉”的幻象入世，也即宝玉降生之时衔在口中，后来贴身佩戴、莫失莫忘的那块通灵宝玉。唯其与宝玉如影随形，才能以旁观者的身份亲自见证宝黛爱情故事乃至大观园及贾府兴衰的整个过程，巨细靡遗，一一记录下来。这一场酸甜苦辣尝尽的尘缘完结之后，神瑛侍者与绛珠仙子返登神界，通灵宝玉也带着故事重归青埂峰下，这段如梦如幻的红楼故事由是又称“石头记”。

    中文读者近三十余年以来读到的故事，是这样一个版本。程乙本对两个神话故事的拼接改写，已不在大众读者与一般研究者的阅读视野中，影响不大。英文版则大为不同。霍译本以程乙本为底本，虽然也参校了其他一些本子，这一段却没有补入。也即是说，在霍译的叙事中，石头、神瑛侍者与宝玉，是混为一体的。故事角色的混淆造成叙事结构的混乱杂糅，英文读者如果细究神话世界与现实世界的关系，难免困惑了。

    翻开蓝色布面的甲戌本，逐字逐句看过张先生指出的那段文字之后，石博士解惑之余，对于上个世纪末问世的这个校注本兴趣大增。张先生又从书架上取来一套绛红色封面的人文版上下册校注本，请他与甲戌本对照浏览。石博士自我介绍说，此前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的渊源约略了解一些，却知之不详。张先生则从上个世纪70年代的《红楼梦》校注工作谈起，为他简要介绍了校注本和红楼梦研究所的由来。当年主持其事的学者以冯其庸、李希凡为主，先后参与校注工作的有吕启祥、林冠夫、蔡义江、胡文彬等学者，大家同心协作，集数年之力，于1982年前后完成了汇校本的第一版，后来又不断修订，成为最为读者接受与熟知的一个版本。

    自此，新校注本渐渐取代了过去流传的程乙本，《红楼梦》的语言特色、人物形象、故事脉络等等，至少在前八十回，很大程度上是比较贴近作者原意的，不再受程乙本多方删改的面貌的影响。而正是在当年的校注组的基础上，建立了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当年参与校注的学者，来自全国各地的高等院校，其中不少学者成为红楼梦研究所的第一批成员。红楼梦研究所研究力量最强的时期，卓有建树的专家学者多达二十余人。校注组的主要负责人冯其庸先生，也即红楼梦研究所的第一任所长，冯老还长期担任中国红楼梦学会会长，是新时期红学发展的主要组织者和推动者。张庆善先生本人从年轻时期即在所里工作，后来接替退休的冯其庸先生担任第二任红楼梦研究所所长和中国红楼梦学会会长。

    听到此处，石博士提出另一个问题：校注本工作告一段落，项目成功之后，为什么还要保留这个机构呢？换言之，红楼梦研究所和中国红楼梦学会还做什么工作、起什么作用呢？张先生闻之莞尔。这也是社会大众不乏好奇、多年来问了又问的一个问题。他介绍说，红楼梦研究所和中国红楼梦学会不是一回事，红楼梦研究所是中国艺术研究院的一个研究机构，在校注工作完成之后，一批专家继续从事《红楼梦》研究，并积极参与和推动红学活动，推动红学事业的发展。中国红楼梦学会是一个社会民间学术团体，其宗旨是团结和联系《红楼梦》研究者和爱好者，为其提供学术交流的平台，共同推动红学事业。新校注本的出版和红楼梦研究所以及中国红楼梦学会的建立，在新时期红学事业发展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红楼梦研究所还办了一个重要的学术刊物《红楼梦学刊》，这是学术界公认的主流学术刊物，国家级的核心期刊，在红学界有很大影响。正是红楼梦研究所与中国红楼梦学会的合作，联系、组织全国乃至全世界各地的《红楼梦》爱好者，通过各种学术活动，推动了《红楼梦》及其他古典小说的研究事业。

    说到《红楼梦学刊》，石博士提出一个世界各国学术刊物共同面临的问题：经费何来？尤其是致力于这样特定的一部文学名著研究的学术出版物，社会影响能够达到什么程度？哪些人在坚持阅读？又是哪里来的支持，使之在社会经济环境不断变换的背景下，生存这许多年，迄今不衰？

    这个话题引得张先生感慨不已，勾起许多回忆。《红楼梦学刊》创办于1979年5月，是中国艺术研究院主办的学术刊物，创办之初，从人员到具体工作，与红楼梦研究所都是一体的。上个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全国绝大多数学术刊物都是如此，依托于某个研究机构，经费由国家拨款。但那时候的经费很少，常常发不出稿费。到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社会经济情况变化明显，学刊的压力越来越大，区区拨款，连印刷费都难以支付。也是从那时起，《红楼梦学刊》不再由院里拨款，而是自负盈亏，主要是靠发行费和争取社会捐助。学刊除了编辑人员仍由红楼梦研究所的研究人员担任，基本工资由院里负责之外，其他如出版印刷、召开学术会议等等一应费用，都要靠自己解决，经历了许多困难时期，也确实得到了很多喜爱《红楼梦》的朋友的帮助，如邓小平的夫人卓琳同志、著名作家二月河等都给予了非常大的帮助。直到2013年，《红楼梦学刊》开始获得国家社科基金资助，这是国家有关机构对重要学术刊物的有力支持，为进一步办好学术刊物奠定了重要基础。张庆善先生感叹，从1979年到今天，《红楼梦学刊》坚持了三十多年，其间多少酸甜苦辣，非常不容易。今天学刊虽然得到国家社科基金的支持，但有许多费用还是要靠自己去解决，还是要靠社会的支持。

    这个回答，让石博士瞠目无言。旁听的杨耐老师与笔者也唏嘘不已。石博士追问说，譬如社会企业捐助《红楼梦学刊》，或者《红楼梦》研究的学术会议，需要冠名或者其他什么回报吗？这个问题的答案再次让在座者惊讶：不要。很多人纯粹出于喜爱《红楼梦》这部小说，愿意并乐于从自己的收入中无偿地拿出钱来，资助学刊和中国红楼梦学会。张先生说，至少到目前为止，支持学刊和中国红楼梦学会的朋友都没有提出过任何条件，都是出于对《红楼梦》的喜爱和对红学事业的支持。《红楼梦》确实有着不可抗拒的魅力，不论社会如何变迁，《红楼梦》总有读者、研究者、爱好者。这种现象，在世界范围内，都是少见的。

    谈到这里，石博士想起自己曾经听说的一则趣闻。传说中国的国家领导人中间，也不乏《红楼梦》的资深读者。原国家领导人邓小平先生似乎就为《红楼梦学刊》提供过资助。这个事情是否属实呢？张会长回答说，有这个事，但实际上，热爱《红楼梦》、为《红楼梦》的研究提供资助的，并非邓小平本人，而是他的夫人卓琳女士。“1997年，我们在北京举办了国际红楼梦学术研讨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也引起卓琳同志的关注。国际会议之后，卓琳同志来过《红楼梦学刊》编辑部，当时是孙玉明同志接待的。卓琳同志看到红楼梦研究所和《红楼梦学刊》条件比较差，并了解到学刊生存与发展的困难，萌发了要帮助学刊的想法。”

    石博士追问那笔资金是否为政府基金，张先生回答说不是。张先生说，他记得很清楚，冯其庸、张庆善等几位红学家去邓小平家里看望卓琳同志，卓琳同志说她喜爱《红楼梦》，不能只受惠，也要对《红楼梦》研究做贡献。既然《红楼梦学刊》办刊有困难，虽然她本人没有多少钱，邓小平的稿费都捐给了教育事业，但她可以找其他人帮助我们。后来卓琳同志找了一位民营企业家给了《红楼梦学刊》一笔资助，当时真是解了《红楼梦学刊》的燃眉之急。张先生说，他曾写过一篇文章发表在《红楼梦学刊》上，纪念卓琳同志，其中提到了卓琳同志对红楼梦研究的支持。

    两个小时的拜访，大部分时间都在热烈讨论。除了以上几个主要问题，大家还谈到《红楼梦》何时以简体字形式出版，以及多年来简体繁体字引发的海内外的争议与反响。张先生说，今天的简体字并不都是今人硬改的，其中有相当的一部分是我们的老祖宗传下来的。他说看看《宋元俗字考》就知道，我们的许多简体字就是以前的“俗字”。许多汉字的简化的过程，也是汉字发展的过程，并非一些不了解汉字流变历史的人所言，简单把“简化字”说成是对中华文化的破坏。张先生举例说，他到台湾去看到“台湾啤酒”四字和大陆的写法一模一样。听到这里，石博士也笑了，他就是在台湾学习的汉语，非常清楚“台湾啤酒”是怎么写的。张先生说，台湾并没有搞过简化字，为什么“台湾啤酒”四个字也这样写？很多字形是我们的先人原来就这样写的，祖先为了写字的方便，早就“简化”了。现行的许多简体字，都是“俗字”或草书中早已存在的字形，其来有自；另一方面，简体字毕竟字形简洁，便于识读与书写，对于文化的普及是极有帮助的。

    石博士谈到自己的研究兴趣，谈到对1954年那场《红楼梦》大批判的一些了解，张先生为他介绍了不少可资借鉴的资料，从俞平伯、李希凡、何其芳等学者当年及之后的讨论与反思，到当代学人对那段历史的审视与评判，提出一个他曾反复对学生阐明过的观点：要历史地看待《红楼梦》研究，把《红楼梦》的研究者及其研究活动、观点、著述，还原到其人其事所处的历史背景中去，体察社会环境的复杂性，考虑到既往研究中一言一行具体的话语背景，行文立论务必慎之又慎。

    上个世纪中叶围绕《红楼梦》研究展开的那场运动已经过去60年整。光阴的流逝拉开了时间与空间的距离，隔着数十年的距离回首，当代学者理应多出几分平和的心态，生发出一些冷静公允的思索。另一方面，21世纪已经走过十数年，随着科技的发展，网络的普及，中外文化的信息沟通与交流前所未有地便捷。国外学者对中国文化与社会的关注与研究兴趣与日俱增，我国政府也愈来愈从理论与实务两方面，空前地重视对外的文化译介。就在5月中旬前，文化部外联局和中国译协还联手举办了首届“中国文化翻译与传播”暨国家语言与翻译能力建设高级研修班，讨论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国家政策、得失经验、人才培养等问题。《红楼梦》作为古典名著的首要代表，在这个历史的大潮当中，该如何做好译介工作，焕发出东方文化经典应有的光华，是值得许多学人努力的。从这个角度讲，“石兄”的这次拜访，虽不过是文化交流中的一点浪花，却是国外学术界的青年成员对中文经典主动研修的一份努力，不乏意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