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从未自外于世界？

    一．全球化时代的中国文化

    二．全球史视野下的中国与世界三．全球化进程中的中国民族问题

    作为当今世界的热门话题，“全球化”这一观念及其相关的理论探讨兴起于上世纪末叶。近期出版的《全球史中的文化中国》一书，在“全球化”的问题思潮中，展现了中国学者对此问题的独到思考。此书由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主编，汇集了现今清华国学院五位教授的五篇文章。这五篇文章立足本土、放眼世界，围绕“全球化”这一共同主题，集中展现了清华国学院“中国主体·世界眼光”的学术宗旨。并且，由于这几位作者的学科视角有别，关注的重心也不尽相同，这几篇文章收纳统归一起，恰可组成一个从古到今、由里向外的知识系统，可为那些对全球化问题感兴趣的读者提供一个比较广泛的认知平台。

    在这五篇文章中，刘东教授和陈来教授主要关注文化全球化的趋势以及中国文化所能发挥的作用。刘教授的文章是一篇导论性的论文。针对目前日渐兴起的文化全球化趋势，有些学者只是关注其间对我们有利的一面，也不乏学者一味强调这一趋势对我们的负面影响。作者在文中高屋建瓴地概括了国内外学者的各方论调，并指出，对“文化全球化”持纯粹乐观主义的态度和那种悲观的看法一样，都只看到了硬币的一面。处于文化全球化方生方成并且日益加深的今天，我们应该心平气和地看待这件事情，既接受这一进程的代价，同时更要发挥本土文化的优势，在世界潮流中与时俱进，通过自身的努力去化解这一趋势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从而争取下一阶段的“后福”。

    那么，在文化全球化日益加深的今天，中国文化究竟可以扮演何种角色，能够做出什么贡献？不少国外学者基于西方中心主义的立场，认为只有西方文化中的理念才具有普遍价值，而东方文化只能是一种特殊主义。针对这样的论调，陈来教授在其文章中予以了回应，认为这种全球化观念实质上是一种“西方化”的狭隘主张，东西方的文化虽然互有差异，但都具有可普遍化的价值，西方的文化理念可普遍化，而东方世界的文化理念同样也具有普遍性。

    陈来基于中国传统哲学的“理—势”分析框架，指出在全球化日益加深的趋势里，我们既不能脱离现实而空谈理想和正义，同时也不能忽视我们对历史的能动参与和引导作用，妥当的态度应该是，经由全球化之“势”探寻背后之“理”，与此同时又以其“理”引导全球化之“势”。自近代以来，全球化一直处于不合理的从属结构，我们应当重新发掘东方世界所蕴含的力量，去积极参与乃至于引导今日的全球化趋势，改造当下文化全球化的不合理结构。作者强调，只有建立起“多元普遍性”的观念，才能使全球所有文化形态在平等的基础上发挥自己独有的力量和贡献，从而走向一种合理化的“全球化”。

    二．全球史视野下的中国与世界

    围绕文化全球化这一话题，刘、陈两位教授为我们展示了其间的复杂情况及中国文化的普世价值，而刘迎胜、李伯重两位教授的文章则是从全球史的大视野考察中国与世界的交往历程。刘教授的论文主要讲述宋元以前中国与世界的交流史，而李教授的论文在时代上恰好接续了刘教授的文章，将关注点放在了明清以降中国与外部的交往关系。

    一般而言，我们都会将“全球化”的开端回溯到15、16世纪的地理大发现，自此往后，世界各地之间的联系空前加强，走向日益一体化的格局。然而，从全球史的视野来看，人类的跨地区交往并非始于近代，那么在近代以前中国与周边世界有着什么样的交往和互动呢？刘迎胜教授的文章正是带领我们走回大航海时代之前的一种向导。作者指出，早在史前时期中国已经和周边世界乃至于世界上的其他古文明，发生了不同程度的交往和联系。但这一时期并没有当时文字的记载，怎么办？作者调用了人种学、语言学、考古学等几种学科方法，并且结合了现代分子生物学的研究成果，对这段并无文字记载的“幽暗时代”展开了材料所能及的切实考察。接下来，作者逐期介绍了古代中国与周边世界的交往过程，不仅考察了中国方面的史料，而且也通过当时西方文献关于古代中国的记载证实了不同时期里中国和外界的互动交流。

    李伯重教授的论文则重在关注明清以来中国在经济全球化当中的历史贡献。关于这段历史，长期以来我们已形成了这样的一种通识：这几百年间的中国一直处于闭关锁国的状态，而我们的经济也一直是停滞不前乃至于不断衰落。对此，李教授在其文章中给予了有理有据的修正。作者指出，在欧洲人到来之前，亚洲的海上贸易已有了长久的历史，而在这张贸易网里中国一直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自明清以来，随着世界贸易网络的渐以形成，中国与外界的联系空前加强，这段历史并非一直是闭关锁国的状态。虽然在特定的时段内基于某些特别原因，统治者曾实行过暂时的海禁，但时间并不长，总体上来说，这段时期的中国并未闭关自守，而是越来越深入地卷进了早期的经济全球化当中。作者还提到，在19世纪中期以前中国经济一直位于世界前列，只是在19世纪中期以后发生了重大逆转，而到了上世纪80年代中国经济才再次出现新的逆转。这三段时期的盛衰演变说明了中国经济要发展，势必离不开和外部世界的交往和互动。

    三．全球化进程中的中国民族问题

    不同于前面四篇文章主要关注文化全球化的理论问题或中外交往的历史过程，姚大力教授的论文则是将重点放在了民族关系这一问题上。但作者的视域并非限于几百年以来的国内历史，而是通过一种从古到今、由外向内的宏大叙事，为我们展现了中华民族的交融过程，以及全球化进程中民族主义思潮对晚近中国的各种影响，继而总结出当下中国民族问题的特殊性所在。

    作者首先采用一种独特的大历史观来叙述中华民族的形成过程，通过“从南向北”、“由北向南”、“自东往西”三个关键词，分别概括从旧石器时代到今天中国的民族融合进程。在这三段时期里，作者特别关注第三阶段，指出中国的东半部分在南宋时期已基本实现了经济文化的均衡发展，而“自东往西”的历史任务，便落到了元、清等少数民族王朝的肩上，由此亦见少数民族不可替代的历史贡献。

    接下来作者将考察的视域从国内转向国外，回顾民族主义思潮在全球范围内如何产生和传播，又如何影响了晚近中国。作者指出，那种强调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玛志尼信条并非民族主义的全部内涵，这种族裔民族主义其实是原初的国家民族主义在其传播过程中的变相发展，而当民族主义思潮传入近代中国时，两种民族主义互相夹缠，对晚近中国民族国家的构建产生了不同方面的影响。

    姚大力强调，历史的发展和现实的情况都决定着族裔民族主义并非一成不变、不可修正。从国外环境而言，国际政治体系已无法接受单个族裔无休止地从现成国家分裂出去的事实；而从国内历史和现实而言，现代中国已然历史地继承了一个前现代王朝的版图，我们要运用中国人的智慧，去维护这个多民族国家的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

    综观全书，虽然五篇文章的视角和关注点各有不同，但由始至终贯穿其间的，便是“中国主体·世界眼光”这种学术品格。由此可见，国学不是固步守旧之学，也不是闭关锁国之学，在全球化趋势日益加强的今天，我们应当在传统和现代、本土和世界的时空张力中，实现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的共赢发展，将我们的国学发展成一种世界性的学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