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招惹谁了？

    《中华读书报》2014年6月18日重点推出了一篇题为《“语文”可是你的真名姓？》的文章。该文认为“‘语文’课程名称内蕴着一种文化自卑情结，这种不自信必然造成课程建设上文化自觉意识的缺失”，因此，应该将“语文”改为“国文”；而“在课程名称中恢复‘国’字标识有利于唤起学习者的爱国意识，有利于完成一个世纪以来中华文化救赎的历史使命，增进国人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和尊重”。

    如此说法未免令人一头雾水，就笔者而言，可以说跟“语文”打了一辈子交道，学的是“语文”，教的是“语文”；从小学语文到中学语文到大学语文，至少有五十年间，几乎天天手不释卷。我怎么就丝毫未曾感觉到“文化自卑”，或者“不自信”呢？恰恰相反，正是学了一辈子“语文”，教了一辈子“语文”，笔者对母语的热爱竟与日俱增，早已将母语当作了自己的根。说也好写也好，始终用的都是母语，也就是汉语。真不知道“语文”招谁惹谁了，竟引来许多专家学者的无端指责，什么“‘语文’是一种功利化技术化的名称”、“是对其本质属性的阉割”、“把母语的根基断绝了”等等，这些说法究竟是庸人自扰呢，还是借以唬人？

    若真要追根溯源的话，“语文”一词大概出现于十九世纪末，为张之洞于1887年提出；“国文”一词则出现于二十世纪初，系1905年废除科举制之后，新学堂才始设“国文课”，所学为历代的古文（既无白话文，也无翻译文）。因此，从时间上来看，“语文”的真名姓能是“国文”吗？更重要的是，“语文”有什么可非议的？任何一种语言中的词语，都有其相对固定的含义，而词义又是经过长期的使用，在特定的语境中约定俗成的。“语文”这个词当然也不例外，经上百年尤其是近六十余年的使用，其词义已十分明确：在我们的日常使用中，所谓“语文”指的就是“汉语”和“中文”，即我们口头说的汉语和笔下（如今还可加上键盘）写（敲）的汉字。“语文课”要培养的，也正是学生对汉语和汉字的听、说、读、写、译的能力。除此之外，不可能再有其他的解释。谁也不会拿着中国教育部审定的语文课本，误认为其他国家或其他语种的教材；谁也不会因这部教材名曰“语文”，就“忽视”了它的“民族性”。无须将语言问题政治化，“语文”也好“国文”也好，单就名称而言，与爱不爱国没有半分钱的关系。所谓“在课程名称中恢复‘国’字标识，有利于唤起学习者的爱国意识”，从而“维护国家语言文化安全”，实乃无稽之谈。照此说法，是否也应将数理化课程，改称为“国数”、“国理”和“国化”？哲学课和政治课也干脆改称为“国易课”和“国礼课”得了！

    实际上，“国文”一词远不如“语文”恰切。首先，语文是一个并列式合成词，它包含着“语”和“文”；而国文是一个偏正式合成词，限定了“文”却丢掉了“语”。我想，上个世纪50年代初，教育部之所以将“国语”“国文”等教材统一为“语文”，这也许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缘由。其次，“国”字的含义比较模糊，很容易造成歧义；而且它是一个政治概念，很容易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何光沪先生曾写过一篇题为《“国”字会引起许多问题》的文章，篇幅虽短，但言简意赅，颇能说明问题。该文特别提醒我们，“国”字“容易引起一种倾向，就是‘国家主义’”。何先生的这些话是很有道理的，值得我们重视与警觉。

    教育必须改革，这是毋庸置疑的，但关键在于改革教育制度，而不是将精力放在教材名称的文字游戏上。教材当然也必须改革，尤其是语文教材，但关键在于改革教材的内容及教学方法，而不是煞有介事地拿“国”字唬人。上个世纪50年代中期，中学语文曾分为《汉语》与《文学》两门课，这也正体现了“语文”一词的含义。笔者上中学时曾学过两年，感觉非常好，收获也特别大，以致这套教材取消后我还全部找来一册一册学习。这种将语文分作汉语与文学两门课的做法是否得当，可以继续探讨；而将语文课混同于政治课的做法，将语文教本的选文不停地换来换去的做法，实不足取。“语文”行不更名坐不改姓，何以招来如此“上纲上线”的指责呢？一门心思地去寻求什么微言大义，其结果只能是危言耸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