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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 2014年07月02日 星期三

    “语文”招惹谁了?

    柳士同 《 中华读书报 》( 2014年07月02日   15 版)

        《中华读书报》2014年6月18日重点推出了一篇题为《“语文”可是你的真名姓?》的文章。该文认为“‘语文’课程名称内蕴着一种文化自卑情结,这种不自信必然造成课程建设上文化自觉意识的缺失”,因此,应该将“语文”改为“国文”;而“在课程名称中恢复‘国’字标识有利于唤起学习者的爱国意识,有利于完成一个世纪以来中华文化救赎的历史使命,增进国人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和尊重”。

        如此说法未免令人一头雾水,就笔者而言,可以说跟“语文”打了一辈子交道,学的是“语文”,教的是“语文”;从小学语文到中学语文到大学语文,至少有五十年间,几乎天天手不释卷。我怎么就丝毫未曾感觉到“文化自卑”,或者“不自信”呢?恰恰相反,正是学了一辈子“语文”,教了一辈子“语文”,笔者对母语的热爱竟与日俱增,早已将母语当作了自己的根。说也好写也好,始终用的都是母语,也就是汉语。真不知道“语文”招谁惹谁了,竟引来许多专家学者的无端指责,什么“‘语文’是一种功利化技术化的名称”、“是对其本质属性的阉割”、“把母语的根基断绝了”等等,这些说法究竟是庸人自扰呢,还是借以唬人?

        若真要追根溯源的话,“语文”一词大概出现于十九世纪末,为张之洞于1887年提出;“国文”一词则出现于二十世纪初,系1905年废除科举制之后,新学堂才始设“国文课”,所学为历代的古文(既无白话文,也无翻译文)。因此,从时间上来看,“语文”的真名姓能是“国文”吗?更重要的是,“语文”有什么可非议的?任何一种语言中的词语,都有其相对固定的含义,而词义又是经过长期的使用,在特定的语境中约定俗成的。“语文”这个词当然也不例外,经上百年尤其是近六十余年的使用,其词义已十分明确:在我们的日常使用中,所谓“语文”指的就是“汉语”和“中文”,即我们口头说的汉语和笔下(如今还可加上键盘)写(敲)的汉字。“语文课”要培养的,也正是学生对汉语和汉字的听、说、读、写、译的能力。除此之外,不可能再有其他的解释。谁也不会拿着中国教育部审定的语文课本,误认为其他国家或其他语种的教材;谁也不会因这部教材名曰“语文”,就“忽视”了它的“民族性”。无须将语言问题政治化,“语文”也好“国文”也好,单就名称而言,与爱不爱国没有半分钱的关系。所谓“在课程名称中恢复‘国’字标识,有利于唤起学习者的爱国意识”,从而“维护国家语言文化安全”,实乃无稽之谈。照此说法,是否也应将数理化课程,改称为“国数”、“国理”和“国化”?哲学课和政治课也干脆改称为“国易课”和“国礼课”得了!

        实际上,“国文”一词远不如“语文”恰切。首先,语文是一个并列式合成词,它包含着“语”和“文”;而国文是一个偏正式合成词,限定了“文”却丢掉了“语”。我想,上个世纪50年代初,教育部之所以将“国语”“国文”等教材统一为“语文”,这也许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缘由。其次,“国”字的含义比较模糊,很容易造成歧义;而且它是一个政治概念,很容易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何光沪先生曾写过一篇题为《“国”字会引起许多问题》的文章,篇幅虽短,但言简意赅,颇能说明问题。该文特别提醒我们,“国”字“容易引起一种倾向,就是‘国家主义’”。何先生的这些话是很有道理的,值得我们重视与警觉。

        教育必须改革,这是毋庸置疑的,但关键在于改革教育制度,而不是将精力放在教材名称的文字游戏上。教材当然也必须改革,尤其是语文教材,但关键在于改革教材的内容及教学方法,而不是煞有介事地拿“国”字唬人。上个世纪50年代中期,中学语文曾分为《汉语》与《文学》两门课,这也正体现了“语文”一词的含义。笔者上中学时曾学过两年,感觉非常好,收获也特别大,以致这套教材取消后我还全部找来一册一册学习。这种将语文分作汉语与文学两门课的做法是否得当,可以继续探讨;而将语文课混同于政治课的做法,将语文教本的选文不停地换来换去的做法,实不足取。“语文”行不更名坐不改姓,何以招来如此“上纲上线”的指责呢?一门心思地去寻求什么微言大义,其结果只能是危言耸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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