贯注自由的诗学精神

    在经历了政治抒情诗、朦胧诗、“第三代”诗、“中生代”诗、70后乃至80后诗歌创作的各个阶段后，吴思敬成了整个中国当代新诗发展的亲历者和见证人，其新诗研究工作也正是在这样一个历史背景和精神层面上展开的。这30多年来，吴思敬不仅一直坚守在诗歌批评的现场，而且更注重对新诗的发生与演进作理论归纳。《吴思敬论新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11月版）即可看作是先生多年诗学理论研究的心得，在这本带有总结性的文集中，他真正赋予了自己的研究一个完整的体系，从学术准备到研究方法，再到批评精神，从文本到理论，再到诗歌史，这样的新诗研究已打通文史哲的各个方面，体现出了更内在的思想力度和探索精神。

    在《吴思敬论新诗》中，有相当一部分篇幅是在谈论新诗自由灵动的精神。或许正是基于新诗自由精神的这一独特性，吴思敬在理解新诗的过程中，也是以自由精神来衡量和评价他所研究的对象：“在我看来，新诗的灵魂全在自由二字，这是因为诗人只有葆有一颗向往自由之心，听从自由信念的召唤，才能在宽阔的心理时空中任意驰骋，才能不受权威、传统、习俗或社会偏见的束缚，才能结出具有高度独创性的艺术思维之花。对新诗的自由精神的肯定和张扬，是我论述有关新诗基本理论问题的一个出发点。”“心灵的自由”不仅是新诗创作的前提，更是新诗研究的重要维度。吴思敬那些论述新诗自由精神的文章，也都是对这一观点的回应和拓展，打破束缚，寻求超越，正是大胆尝试在其学术研究中与自由精神对接的呈现。

    他以自由精神切入新诗内部，由此形成了独具一格的“自由的诗学”（王光明语），无论是从研究方法，还是从学术心态上，自由的气场和开阔的风度，乃是他诗学理论研究的精神底色。自由是超越的前提，没有放飞自由的想象，所谓的超越可能就是一句空话。吴思敬由新诗创作所生发出来的自由标准和尺度，其实是一种研究的伦理。尤其在80年代的诗歌热潮中，他并未去追新逐异，而是沉下来深入到诗的肌理，以生命体验与心理学方法相结合的方式，挖掘新诗内部的风景。

    沈奇先生称吴思敬为诗坛的“摆渡者”，我觉得是很准确的定位。作为一个富有良知的学者，吴思敬以批评家、诗歌史家和诗歌理论家三种身份介入了诗歌的现场，且在这三种角色之间自由转换。当然，他在诗学理论和诗歌批评这两者之间找到了一个交接点，以让二者形成了有效的互动。“诗学理论的研究与诗歌评论的写作是相辅相成的。诗歌批评需要诗学理论的指导，诗学理论越是精辟、科学、有说服力，诗歌批评才越深刻、透彻、一针见血。诗学理论需要诗歌批评的推动，诗学理论是思辨性很强的学问，但它不是悬在半空的抽象、玄虚的清谈，而是诗歌创作与鉴赏的实践经验的概括和升华。诗学理论研究与诗歌批评的进行最好能保持同步。”从吴思敬对诗学理论和诗歌批评的关系认知来看，诗歌批评很大程度上也是一种创作，诗学理论此时可能就成了诗歌批评的衡量标准，它引领着诗歌批评朝着常识的方向行进。

    吴思敬称诗人彭燕郊为“新诗自由精神的捍卫者”，这与他一直主张的诗歌自由精神密切相联。自由精神在吴思敬的诗学研究体系里已经是一个重要的理论元素，他从个体诗人的创作中将其总结出来，再将这一理论置于更多诗人的创作中进行验证，以获得理论价值的最终定位。在这个过程中，批评与理论的互动成为可能，且能丰富新诗创作和研究的多元性。比如，他在长文《诗的思维》中全面梳理了诗歌思维的来龙去脉，将其作了深度剖析，这不仅对于诗歌创作来说是一种参照，而且对于诗歌批评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理论支撑。《吴思敬论新诗》是先生新诗研究的一个阶段性理论总结，从新诗的自由立场到研究的专业精神，从新诗的本体性价值到诗人创作的内在动因，从新诗研究的方法论到批评与创作及理论的互动，文集皆有详尽论述。尤其是他概括出的本土化心理诗学，不仅对后来的诗人创作产生了影响，对于当代新诗批评也是重要的理论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