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野调“茶”的文化自信

    我身处的山西介休对茶的喜好异乎寻常，上世纪70年代的一份统计资料显示，全国茶叶零售量最大的两个县，一是潼关，另一个就是介休。介休人起床的第一件事是泡一大搪瓷缸茶水。直到今天，可以说茶未尝一日离开过介休人的生活，所以肖坤冰自福建来介休，说起她的《茶叶的流动》就有容易契合的亲切感，这本装帧素雅的书代替她给我讲了叶嘉先生（苏轼文中对茶叶的拟人命名）的“行述”。

    人类学与其他人文学科相较最具优势的是田野调查，《茶叶的流动》除引用大量各类文献外，资料使用有一块特别的区域就是“田野调查资料”。在田野调查的2009年5月期间，作者还身着采茶道具，兴趣盎然地去实践，肖坤冰对此有清晰的把握，“承认地方知识体系和话语解释的自主性成为人类学研究的一个前提”。

    本书也提供了闽北环境及武夷茶的知识，脉络清晰，娓娓而谈。我特别欣赏如下视角：“茶叶在中国文化中具有一种模棱两可性。在中国民间，茶叶被称为‘开门七件事’之一……而事实上，人们也常常将‘琴棋书画诗酒茶’视为文人的‘七件宝’或‘七宠’……因此茶在中国文化体系里具有一种微妙的两可性。”这是一个富含哲学思维的延宕起点，应了这点引导，喝着俗茶的介休人，有了理解雅意如斯的金骏眉、大红袍。

    不产茶的介休人对茶叶的了解十分有限。本书在阐述时，特别提醒读者注意茶的生、熟变化，茶的由生到熟，从自然到文化是“历代中央政权不断扩张，不断将‘边陲’文而化之的过程”。物质的进化与权力架构合谋穿过了我们的生活空间，不动神色影响了我们的一切。

    经过调查，肖坤冰注意到“不管是茶工、岩主还是在本地设茶行的茶商都是武夷山的他者”。这是我们始料未及的。产地并非主动的“推动者”，这在当下的经济语境中也是普遍现象，一般皆将其归纳入信息或缺、思维落伍。“人类学的思考”后认为造成这种情状的，更可能是“意义”的确定和重新结构“意义”。

    作者在词语结构方面显示了极强的思辨水准，一是对“恰克图”及“赊旗”的合乎逻辑的处置，一是对“正山小种”英文名变迁的分析。这样专业的思维是将翻译活动置于话语权力关系之中，置于历史情境中考虑的结果，使我这个英语文盲耳目一新而焕然冰释。

    我还是关心晋商在这场贸易中的作用与历史。《乔家大院》热播时，我稍知除了票号，还有这项非常重要的业务，以为贩卖到苏俄也许是夸张，在此读到了确凿的证词。“三条舌头”的商人自武夷山下梅村将茶叶通过溪水路汇运至崇安县，用车马运至江西河口，达襄樊，转唐河，北上至河南社旗镇，而后用马帮托运北上，经洛阳、过黄河、越太行、经晋城、长治、出祁县子洪口，于鲁村换畜力大车北上，经太原、大同，至张家口、归化，再换骆驼至库伦、恰克图。读到此处特别想知道，这条万里的茶路有没有介休商人的路子？介休只是茶叶的消费者吗？介休洪山陶瓷的出口也在前苏俄，会不会与此有关？老人们尚记得旧时的驼队曾在介休梁家巷一带停息，这茶路的历程会不会临时有所调整？肖坤冰描述了中国茶叶在俄国的传播历经了由沙皇、贵族到普通民众，由神奇药物、奢侈品到日常饮品，由权力象征、身体美学到平衡饮食结构的不同功能变化，最终由一种神话、传说成为中俄贸易交往中的一段历史。

    作为人类学学者，肖坤冰有着高明的阐释能力，对于茶叶流动这样一个算得上宏大的主题，切入点丝丝入微，全息扫描式着眼。介休籍人类学学者乔健先生回乡演讲时说，“对于文化的解释，人类学家有这个自信”。本书是一个极佳的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