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的趣味与报纸的风格

    纪念《中华读书报》创刊20周年，我要先从《文汇读书周报》说起。

    我们生活在一个发生了巨变的时代，因为生在其中，可能不是特别敏感，后人判断我们生活的时代，一定会大为感慨。不是所有的时代都发生转型，有些时代会持续很久，比如中国在工业革命到来前的那一段时间，有相当长的时间是稳定的，小的变化时时发生，改朝换代也不奇怪，但基本的生活没有太大改变。我们生活的最大变化是网络时代的到来。20多年前，我在青年时代，是何等渴望言论自由，但网络时代到来后，这个愿望在相当大程度上通过技术革命实现了，那时我们也喜欢谈论结社自由，但微信时代，有些愿望也在技术的引领下慢慢变成了现实，虽然我也很清楚这些现实和严格政治哲学中的概念大不相同，但时代变化超出我们的想象。

    1987年夏天，苏州大学朱子南教授在苏州筹办了一个报告文学的学术会议，当时国内很多报告文学作家和评论家都参加了。我就是在这个会议上认识了前来采访的《文汇报》记者陆灏，后来陆兄工作调整，去编《文汇读书周报》，因了这点因缘，我也成了《文汇读书周报》的作者，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这家报纸的作者多为老辈，那是手写文字的时代，能成为这家报纸的作者是相当荣耀。记得我给《文汇读书周报》的第一篇短文是关于储安平的，都是直接寄给陆灏兄，他那时的选择余地极大，我写好几篇，大概才能有一则短文刊登出来。当时《文汇读书周报》的风格，其实就是先后几位编辑的风格，尤其是陆灏兄，他是一个不论走到何处，都要把自己的趣味发挥到极致的编辑。他的编辑最有个人风格，不管杂志和报纸，一看就是陆氏风格，编《文汇读书周报》如此，编《万象》如此，直到今天主持《文汇报·笔会》和客串《东方早报·上海书评》，个人风格极其鲜明，我以为只有这样的编辑才能编出好的杂志和报纸副刊。

    1994年，《中华读书报》创刊不久，我和韩石山先生到上海，访过陆灏兄，顺便提及刚创刊的《中华读书报》，印象中陆兄对这家报纸的创刊还是略为感觉到了一点压力，因为毕竟是同类报纸，无论作者还是读者，自然会有一些人转向新创刊的报纸，但陆兄自信《文汇读书周报》的风格是独特的，一时不会受太大影响。后来的事实也证明，这两家同为读书类的报纸，风格还真是不同，一南一北，平分了中国读书界的天下。《文汇读书周报》的传统文史味道始终保持，而《中华读书报》初期犀利的批评风格，也很快形成并产生了很大影响，这可能与萧夏林有关。

    我已多年不见夏林兄了，但他犀利的个人风格永远印在脑海里，他的正义感极其强烈，确有路见不平即拔刀相助的气概，他在衡人论事方面的敏感，把当时刚创刊的《中华读书报》副刊“家园”办得风生水起。夏林也属于那种天生有风格的编辑，只要他一出手，没有不起波澜的时候。他的果敢和决断，一时吸引了国内批评界的目光。

    记得我给夏林的那篇《内心恐惧：王蒙的思维特点》是在北京一个朋友的住处写的。当时我在北京图书馆查资料，为了省钱，丁东兄让我借住德外一个国家机关的宿舍，房子主人出国了，留给朋友照看。那时中国一般人生活中，还没有商品房的概念，也没有租赁的概念。因为白天在图书馆查资料，每晚回到房间再给报纸写点小文章，不无赚钱的考虑。时代发展远超出我们的预期，如果没有网络时代的到来，我今天可能依然用纸笔来写这则短文，这个时代是突然到来的。我这则短文后来让王蒙先生很生气，他在自己的回忆录里还曾提及。

    《中华读书报》的副刊，夸大点说，我感觉有过一个“萧夏林时代”，那是一个生机勃勃的时代，一个批评的时代，文化界的任何事情，他都敢于批评，而批评没有不点名道姓的。至今20年过去了，我以为那时多数批评是经得起时间检验的，我怀念那个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