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漫天涯路，商旅如梦

    也曾听他说起过在匈牙利的日子，开餐馆儿、做电视剧、拍纪录片。只言片语的，没有太在意，我最想知道的，他从未说起，我也不想问及。不问也知道！每个人都有泪在心底。千山外，他乡里，所经历的并不尽是美丽。可我看见你，那笑声一如往昔！人生如此，这就够了！——剧雪

    去国的路，遥远而又漫长。对于那些日夜梦想着要出国的人们来说，在他们心中，总还保留着那么一片蓝天，总能看到一线希望；在他们的梦中，总有那么一条铺满鲜花的道路在延伸。这种观念或许是一个误区，但也许又是一种幸运。对于那些已经跨出国门或已踏上他国土地，开始为生活而奔波的人们来说，他们已经踏上了一条漫漫天涯路。他们同样抱着一个美好的梦，却不知这条路会引导他们走向何方。对于我——曾多次出国，这一次又重新踏上去国之旅的人来说，前后对比反差之大，带来的感受是如此的强烈。这条路既十分熟悉，又全然陌生。

    1992年大年三十的清晨，我又一次踏上了去国的路程。这时父母已经上了年纪，为了避免他们伤心我们只是在家里话别，然后由朋友开车将我送到机场。也许更多的话在此之前都已经说完，临别之际一切都显得那么简单。我们在机场外合影留念后，便挥手告别。我推着手推车，独自一人步入机场大厅，紧张地办理完一切手续，然后在候机室的座位上静静地坐下。由于前一天一夜没睡，眼皮发涩，不自觉地合上了双眼。此时，大脑一片空白，那份失落感又一次自心中涌起……十年的电视荧屏生涯，走到哪儿都会有人指指点点，难得如此自在清静，只想一个人默默地坐着，安安静静地想想自己的事。

    临行前，母亲那送别的泪水一滴滴落在我的心头……与双亲话别已不止这一次，当初在电视台工作的时候说走就走，国内国外，来来去去。或许，天下做母亲的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千叮咛万嘱咐，唯恐哪里考虑不周，漏下些什么。然而，只有这一次，母亲流泪了。当时，我真不知该怎样来安慰她，更不知用什么样的语言才能够安慰她。虽然在电视台播音时滔滔不绝，口若悬河，可每每到了这个时候，却总显得笨嘴拙舌，无所适从，只得低着头装作没看见，继续做自己的事。

    似乎所有的话都让母亲一个人说尽了，父亲却一直很沉默，偶尔问上一两句，就不再多说什么。我们彼此都已经习惯了这种无言的交流，就在那静静的空间，一切叮咛、嘱托、关怀、呵护都默默地在心与心之间传递着。然而此时，那股感伤之情却抑制不住地从心底涌出……是啊，这条路太漫长了，我也说不清何年何月才能再返故乡，何日何时才能再与亲人相聚。去国的路，绝非仅仅是从北京至布达佩斯的短短的近万公里航程。

    在匈牙利的中国人没有练过摊的恐怕没有几个，当了老板之后至今仍在练摊的比比皆是。在大街边、市场中铺开的摊位，既是首批闯荡匈牙利的华人创业和崛起的奠基石，又是一批接一批后来的华人在匈牙利安身立命的根据地。

    我初到匈牙利的那段时间，由于有了一家中国餐馆和快餐店并没有去练摊。看到不少中国人顶烈日冒严寒摆摊卖货，我心中还暗自有几分庆幸。可是，随着公司矛盾的不断激化，餐馆和快餐店的微薄利润无法维系和支撑公司庞大的开销，加上公司分裂，部分股东要求退股，巨大的债务压到了在这个不大的小公司中坚守下来的一家人肩上。

    出路只有一条：从起点开始。

    幸好家里人手多，留下内弟坚守餐馆，快餐店又过了经营季节，大门一锁我们开始练摊。

    集贸市场，匈牙利语称“比奥茨”，其形式、规模与北京的秀水街和雅宝路相似。除了首都布达佩斯的“比奥茨”是每天经营之外，其他中小城市的“比奥茨”都带有乡镇赶集的特点，每周或一日或两日，定期开放经营。

    陶陶城的中心就有一个全州最大的“比奥茨”，占地面积近两万平方米，每周三、周六两天有集市。在旅游旺季，每个周六这里都热闹非凡，一眼望去整个“比奥茨”人头攒动，摩肩接踵，使这个只有两三万人的小城市在这一天的人流量一下子猛增到二三十万，以至于当地的旅行社在安排旅游项目时又加上了这么一项——逛“比奥茨”，他们将整车前来旅游的德国人、奥地利人、捷克人……带到“比奥茨”，任其尽情挑选购买他们觉得物美价廉的商品。然而与国内截然不同的是，这些介绍游客前来的旅行社是不从市场或者商人那里拿“回扣”的。

    在“比奥茨”练摊，首先要学会吆喝叫卖的语言，在匈牙利最简单的一句叫卖的话就是“逮谁”，那意思是：“请”、“请您买货”、“请您瞧一瞧，看一看啦!”恰好跟中国话里面的“逮谁”谐音，倒是好记。

    我曾经不止一次听妻子介绍过她初次上街卖货时的情景：那时，来到匈牙利的中国人为数不多，还没有做起大规模的国际贸易，只是从批发市场零散地购进一些小商品，诸如巧克力、手表、电池、小玩具等，然后拿到街头去叫卖。她第一次上街卖货时，手里拿着巧克力和电池，头压得低低的，两眼直盯着地面，嘴里喃喃自语：“逮谁!逮谁!”……然而，当她卖出第一块巧克力，接到顾客递过来的钱时，那份羞怯之情一下子被一阵兴奋所代替，抬眼再看看那些购物的匈牙利人，只顾低头挑选自己满意的商品，根本无暇顾及卖货的人来自何方、是中国人还是其他什么国家的人。万事开头难，有了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就不那么难了。她卖货的经验越来越丰富，胆子也越来越大，最后竟发展到手拿东芝电池，口中高喊着：“Toshiba! Toshiba!”(东芝)，硬往过路人的手里塞。

    听别人讲述，就像听一段饶有趣味的电影故事。真要轮到自己上场，绝非易事。有人说：“生活就像一出戏。”确实，初次登舞台的人都会感到那份怯意，而生活中的那份真实，决不像演戏来得那样自在，那样轻松，所有的一切都会在你的一生中烙下深深的印记。

    我第一次练摊，就在我们城市中心的“比奥茨”。出发前，大有跃跃欲试的感觉，毕竟听得太多了，心理上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那是一个周六的早晨，我、妻子和内弟一行三人，带上几大包要卖的货物，开着我们的“宝马”(BMW)车，雄赳赳气昂昂地开往“比奥茨”。到达目的地后，我们找到一块空地，展开一条已经收留了很久的、专门用来练摊的大白布，往地上一铺，将所有的商品一一摆放在上面。此时，妻子已经对过往的行人张罗叫卖起来：“逮谁!逮谁!”她扭头见我已经将货物整理完毕，大声地说：“喊呐!——逮谁!逮谁!”

    毕竟是初次练摊，虽说心理上已经有了充足准备，可这第一嗓子的吆喝，真不知该如何喊出，“逮谁”这两个字已经到了嗓子眼儿，又活生生地将它吞了回去。

    “快喊呐!”“有什么不好意思的，都是匈牙利人，又没人认识你。”妻子和内弟在一旁催促着。

    此时，恰巧有一个客人向我们走来。我在心中暗暗地给自己鼓劲：“别害怕!没什么可害羞的。是啊，他们认识你是谁呀!”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拿出当年学播音时练习发声的本领，找准声音位置，两眼望着天空，高声地喊出了一声：“逮———谁!”

    这第一声叫喊实在不易，它所冲破的决不仅仅是我心理上的防线，而是将全部的虚荣心彻底打碎，使我重又走上了一条实实在在的生活道路。这第一声叫喊，虽说声调不太准，可发音绝对正确，那毕竟出自经过了多年训练的国家级播音员之口。

    那位客人被我那高亢的声音所吸引，来到我们的摊位前，指着地上的货物，叽哩咕噜地对我说了一大堆匈牙利话。这下我可为难了，没想到一句“逮谁”招来对方这么多话。

    见此情景，内弟赶忙迎上前去。他在匈牙利留学数年，匈语说得已是非常娴熟。只见他也是叽里咕噜回敬了对方一大堆“鸟语”，说的什么内容我全然不知，猜想他们是在讨价还价吧!

    果然，他们二人在经过了一连串的“鸟语”交流之后，那位匈牙利人买走了我们摊位上的几件货物。

    开市大吉，我们三人干劲倍增。既然我不会讲匈语，就干脆退居二线，由妻子和内弟在前面张罗，我在后面只管收钱。别小看收钱这份差使，顾客多的时候，跑来跑去颇为忙碌。一会儿这边喊“收钱啦!”，一会儿那边喊“快找钱!”，几个来回下来，真是闹得我手忙脚乱、应接不暇。

    将要结束时，内弟对我说：“来!把钱拿出来数数，看看收入多少。”

    在青天白日之下，人来人往的地方，一张一张地数票子，对我来说从未有过如此经历。我说：“这么多人，回家再数吧!”

    他好像看透了我的心思，笑着说：“没关系，慢慢你就习惯了!”

    妻子也在旁边帮腔说：“有什么不好意思？这是我们卖货挣来的钱，又不是偷的抢的。”

    我仍然抹不开面子，一边将钱包递到内弟手里，一边说：“还是你数吧。”

    他微笑着接过钱包，拉开拉锁，将那些塞得乱七八糟的钱一张张拿出理齐，然后津津有味地数了起来。越数嘴咧得越大，就像在那白白胖胖的脸上升起了个弯弯的月牙。那份满足与喜悦从他那双本来就不大，此时更眯得像一条缝似的双眼中向外流淌。

    看着他那戴着眼镜文质彬彬却又喜不自禁地数着钞票的样子，我真感到自己是如此的拘束，浑身不自在。

    一张一张地数下来，这一天的营业额达到两万多福林。在我们练摊初期，如此数额的收入是非常可观的。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体味到了那份卖货与收钱的乐趣，似乎这才是真正的劳动所得。

    有了第一次练摊的感受和经验，接下来就是第二次、第三次……

    就是在一次次的练摊中我学会了最简单的匈牙利语。初到匈牙利的华人，都是从练摊开始学习匈语的。记得，在国内学外语时，最难记的就是数字——那些成千上万的数字；在匈牙利恰恰相反，中国人记得最清、听得最懂、说得最快的也是数字——那些成千上万的数字。

    就是在一次次的练摊中我开始对生活有了新的认识：生活的本质首先是生存，只有在生存问题解决了之后，才能进而去谈享受生活。看来，从知识分子到商人的转型，也没有想象中那么难。

    在一次次的练摊之中，除了体味到了那份卖货与收钱的乐趣之外，更多感受到的是劳累与艰辛……

    中国人在首都布达佩斯练摊，大多在固定的市场有固定的摊位。而我们在乡下(在布达佩斯的中国人将首都以外的地方统称为乡下)的中国人则是根据乡下的特点，赶集式地练摊。陶陶的那个集市就在我们的餐馆后边，很近，大概背着东西走上二三百米就可以到。所以，我们最早就选择从那儿开始练摊，陶陶那个“比奥茨”在周边地区说起来的话可是很有名的，是相对有一定规模的市场，再加上当时匈牙利国内供不应求的市场形势，我们练摊的生意很好。

    就像初学驾驶的人对开车上瘾一样，初期的练摊同样容易使人投入与成瘾。为了练摊，我特意买了一辆德国大众汽车厂生产的长厢“帕萨特”二手车。它的后排座位可以放倒，装得下整整一大摊子各种货物。然后，铺开匈牙利地图，以陶陶为圆心、以50公里为半径画出一个圆圈来，将圈中那些略有规模的城市的“比奥茨”按赶集日从周一至周日一一排列出来，每天跑一个城市。比如，如果一个城市周一有集市，我们周一就开着车到那个城市摆摊；另一个城市周二有集市，我们周二就再去那儿……如此就等于天天都有摊练了。我们就这样在匈牙利打起了“游击战”。不过此时，这只能说是单纯在为了维持自己的生活而经营。因为长期以来的种种分歧与不快，我们早先公司的概念几乎已经不存在了，当初那些成员该分的分了，要走的走了，现在我们的练摊只是家族的个人零售经营行为了。剩下就是家里的那几个人，内弟那一家，我们这一家，就是以这两个家庭为主，他们负责经营餐馆，我们则负责去练摊。

    刚开始那三个月，我们总会装满一车货，凌晨就起床赶路，早早到达目标集市开张，好占据个位置较好的摊位。到那儿先是卸车，一群人一起动手把摊位的货物和道具搬到位，然后开始摆摊。一开始我们会铺开好多张大大的塑料布摆摊，但是那样一样样摆来摆去地铺货与收货，效率很低，也很累人。后来，我们慢慢地琢磨出了一种折叠式的铁架子，打开之后可以把它展得很长很长，在上面能铺开一个狭长的小台子，再把货码放到台面上，效率就高多了，这就形成了一种便捷的移动铺面。“打游击”的这种经营方式持续了将近半年多，初期的我们总有一种兴奋感。记得那些日子里，早上过去的时候还是满满的一车货，经过了一整天的吆喝叫卖与讨价还价，晚上回来的时候，货已经全没了，全部都变成相当于几千块人民币的福林了。我们拿着自己赚的一叠叠钱，心情很愉快。

    经过这个时期的练摊，我感到自己的经营思路与手法上都开始有了突破，我的步子迈得更大了。我们练了很长时间的摊，后来小轿车也换成了更大的面包车，因为随着生意越来越好，我们吞吐的货物也越来越多。我全然没有了当初在公司与餐馆不断做空做赔的夹缝中所感到的那种窘迫。

    现在回想起来，练摊时期，起初的三个月最有成就感，总觉得特别有兴趣，特别有热情。要问原因呢，我想赚钱只是一方面，钱嘛，肯定会有时赚得多、有时赚得少，人总觉得多多益善。但是我感到，此时我格外激动的原因，又决不纯粹是赚到了钱。我走进了一种从没体验过的生活，感到有一种新鲜的东西在里面。早上起来，开车赶集，开市就忙，忙到天黑，卖完回来，腰包鼓鼓，心里总有一种刺激的感觉，也夹杂着兴奋与惊喜。

    前三个月就是那样，但是时间一长，也感到真的是很累。夏天，欧洲的太阳非常厉害，紫外线非常强，人要练摊就得那么晒着；到了冬天，东欧北风呼啸，降雪频繁，人就得在室外挨冻，这两头是最难受的。再加上奔波，人就会异常劳累。因为我们不仅要天天摆摊，还要时常进货，摊位上的货物品种太单一的话，效益是不会太好的。如此，我们就得时常跑布达佩斯。

    从我们那儿到布达佩斯，说不远也有60多公里，你得去布达佩斯的华人供货商那里把好卖的货批发过来，之后再去练摊零售。你这边进了货回来，已经很累了，但还得为第二天早起摆摊做准备，这么一折腾，经常就会忙到晚上一两点，而第二天凌晨四五点就得起来往另一个城市跑。

    比如说，到另一个城市有半个小时左右的路程，但不是说到了那儿就有地方练摊，你得在早上6点钟之前赶过去占好摊位，否则可能就没地方了。很多时候，真会把你困得受不了，开着车上下眼皮就打架，强打精神都睁不开。等车开到那儿以后，一个劲儿地想睡觉，于是只好让妻子先在那儿把摊摆好，而我在车上补上一觉……

    如此日复一日地过度劳累，各种消极情绪就产生了，一种烦躁、一种落寞开始笼罩着我。每当我一想，现在的生活天天就是这样了，以后恐怕也就是这样了，就会觉得自己后面这半生都要耗在练摊上了。此时我就很容易陷入一种极度失落与茫然的情绪，仿佛就算眼前这种生活方式再繁忙与富足，也不能使我打从心底里满足，也并不是我最想要的。

    （本文摘自《薛飞自述：我在匈牙利的日子》，薛飞著，测绘出版社2014年1月第一版，定价：36.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