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宝往事》：清末家国同构沉浮图

    一气读完，惊喜良多，我当即意识到，《天宝往事》是江西当代本土文学的一个重要收获。

    《天宝往事》通过晚清时期江西宜丰天宝六百年江右名家——墨庄刘氏励精图治振兴家族报效国家的传奇故事，将刘氏家族的兴衰沉浮和大清王朝的风雨飘摇巧妙地纠结成一部“家国同构”的长篇力作。

    作家以深邃而清醒的笔触，对清末民初中国乡村社会进行一种还原式的叙述，对中国传统文化作出了深层次的思考。这种思考，不仅是体现在纲维上，更体现在从历史的发展观上考察社会进步与发展的必然。作品的故事构架，体现着作家的历史感和对国粹精神的理性认知，这于当下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一个知其反思的民族，才是最具生命力的民族。作品通过刘氏家族命运，特别是刘家玉这个鲜活人物，把“家国同构”的理念非常真实地展现在读者面前。作为中国封建仕宦代表性人物，刘家玉身上集中了士大夫修齐治平的执着理想，但同时，作品又表现了晚清没落时期新兴的维新思想对知识士人的影响。这与当时的情状是非常吻合的，给人以亲切感和真实感。

    相对于当时朝野一致的社会思潮彷徨，刘家玉却清醒、坚定。他积极整吏治、劝农事、办实业、改税制、挺秀珠。这一切举作，从小处看，他是本能地带着在一地富一方的忧民良知在治邑兴族；从大处考察，小说其实是通过刘家玉的故事，将其一室一家不兴何以天下兴的忧国思想作了生动诠释。这包含着对传统儒家思想的扬弃。小说在价值观上给予历史肯定的同时，又对思想固化和文化惰性进行了否定，而这否定中，却蕴含着对社会发展的期许与信心，使人在对传统的反思中看到了更大的希望。

    小说以主人翁李秀珠远见卓识，胆大心细出任“女雷公”，做大做强宜丰土纸为主线，以刘家玉胸怀磊落，眼光前瞻，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为副线；两条线水乳交融，互为表里，互为因果；两个人心驰神往，互为信念，互为支撑。故事跌宕起伏，矛盾错综复杂，在命悬一线，大开大合的生死冲突中，精雕细琢出了李秀珠的奇女子形象和刘家玉的真丈夫风范，并在前者身上集中体现了中国妇女勤劳勇敢智慧坚韧的传统美德，亦在后者身上深厚积淀了六百年江右名家优秀家风的悠久熏染和良性浸淫。这种美德与家风，关涉到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和中华民族内在的精神特质，即内敛守道而又敢于担当创新。这从小说对李秀珠、刘开柏、刘家玉三个人物不同的性格刻画上，得到了充分的呈现。内敛的秀珠曾自忖道：“为何耕读与经商之间，倒要人为地设置不可逾越的鸿沟，教人不敢越雷池一步？”守道的刘开柏对曰：“祖宗留下族规遗训，子孙只得遵命，不然就要逐出宗族，生不得冠以刘姓，死不许归葬祖坟……不过，秀珠，你也不必太担忧，只要我好好用功，考中功名就好，总不教你挨饿。”而敢于担当的家玉却眉头一皱，脸一甩：“那什么族规祖训嘛，你倒不要害怕！你把诸般事情先踩实了，哪天我就带你去祠堂击鼓，咱们当面锣对面鼓地禀告祖先！”三个不同的角色观念，跃然纸上。如果说内敛是一种修为和美德，它也意味着爆发的张力，于是有了秀珠敢做“雷公”之破禁之举；守道倘若意味着循规，则可能转变为一种对传统的突破，开柏后来在地方兴办了全国第一所设立在乡村的新式学堂，正是这种守道的突破；而家玉的担当，却是真丈夫风范的体现。《天宝往事》正是通过人物个性之间的冲突与反衬，将中华民族的内在精神作了极好的外化呈现。

    《天宝往事》全书语言纯熟、精准、生动传神，尤其后面更为得心应手，老道出彩。细可纤毫毕现，如写到一对尚未捅开窗户纸的恋人（李毛和蟋蟀）之行状：

    “……忽然李毛来了，跨进西横厅，正遇上蟋蟀出去，略顿了顿脚，动了动嘴皮，像要喊出一声‘蟋蟀’来，蟋蟀早含笑低下头，身子一侧，竟与他擦肩而过了。”着重号处，描摹到何其细微与准确？双方（尤其是蟋蟀）的羞涩含情之状，可见可掬，颇得“红楼”遗韵。

    大可吞吐八方，如写到“耶河送行”处——“举眼望去，江河已看不见流水，上千只满载宜丰天宝上好土纸的小货船排好整齐队伍，把宽阔河面挤塞得满满当当，一川江水，已然船舶路径。一阵经久不息的爆竹轰响，船队开始缓缓移动。一时间千帆竞发，浩浩荡荡，顺江而流；待一会儿船行加速，竟如一条飞龙腾云而去。”如作家胸无丘壑，绝写不出这种如虹气势。再如秀珠平息纸棚罢工、化解城下逼婚、拓展吴城市场乃至直指南洋等情节场景，无不显大匠运斤、巾帼不让须眉之气象。

    故事严谨，环环相扣，细节绵密，抽丝剥茧，生活扎实，《天宝往事》较好地实现了历史的厚重深邃、生活的真气弥满和表达的自然流畅的完美结合，堪称一部思想性、艺术性、可读性俱佳的优秀长篇小说。